潘诗宇和丁锋在墨西哥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2022年11月的一个清晨，当国内大城市的年轻人涌向通往写字大楼的地铁，或疲惫地打开电脑准备居家办公时，潘诗宇和丁锋这对90后夫妻正坐在一栋树木环绕的建筑前，悠闲地喝着热可可，看着远处高耸的山脉和白云。

这里是秘鲁的库斯科，一座美丽的印加古城。过去3年，这对夫妻已经旅居过南美洲的7个国家、几十个城市。

在互联网上，潘诗宇和丁锋以“游牧夫妻”被人熟知。还有人在巴厘岛的沙滩上敲代码，在泰国的咖啡厅里线上写作，或者在西双版纳的房车里剪辑旅行视频。

如今，这种利用网络数字手段完成工作、办公地点自由的人被称为“数字游民”。

疫情期间，远程办公者的增多促进了这种生活方式的风行。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2020年年中，美国的数字游民数量较2019年增加50%，从730万增至1090万。2022年年初在线旅游社交平台“蚂蜂窝”发布的《2021中国旅居度假白皮书》显示，超六成人渴望成为办公地点不固定的数字游民。

数字游民的概念出自1997年出版的一本书《Digital Nomad（数字游民）》，该书作者牧本次雄预测，在未来社会，通信技术的进步将打破工作与工作地点之间的强关系，流行一种依靠互联网创造收入、在全世界自由移动的生活方式。

2007年，一个名叫蒂莫西·费里斯的美国年轻人让这种生活方式走入大众视野。费里斯经营着一家营养品跨国公司，创业过程中，他发现在网络时代，只要做好前期基础运营工作，就能从繁重的工作和固定的工位中解脱出来。

他每周只工作4小时，其余时间用来环游世界。他掌握了6门外语，获得全美散打冠军，还保持了一项探戈吉尼斯世界纪录。

张乐在土耳其

他的书籍《每天工作4小时》一经出版，便雄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榜75周之久。在这本被誉为“数字游民的圣经”的书中，费里斯称，未来将出现一群人，“他们抛弃了传统的退休享乐生活计划，转而创造一种聚焦当下的奢侈生活方式，这种奢侈体现在两个维度：可支配时间和可移动性。这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科学，我们权且把它称作‘生活方式设计’。”

读到这句话时，张乐刚刚大学毕业。他学习石油地质学，毕业后进入一家外企，在非洲热带草原上做电缆测井。这份工作实行4周轮休制，每到放假，王强就去世界各地旅行。工作3年后，他跟公司申请回国未果，没了工作。

“中国人在外企容易遇到职业晋升天花板。”他又跳槽到国内一家民营企业做海外市场业务，常驻迪拜。他和上司在一套公寓里生活和办公，每天24小时“抬头不见低头见”。他刚吃完晚饭准备看电影，老板突然从房间出来，让他看一份文件。“我看到了企业对劳动力毫无节制的剥削。”工作4个月后，他辞职了。

2015年春节，他去泰国旅行，在清迈遇到很多数字游民。他记得有一个加拿大年轻人在网上卖水烟壶，水烟壶由一家深圳公司生产，再寄到加拿大的物流公司，由这家物流公司发货、售后，年轻人负责在网站上销售。

张乐很惊讶，“他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能工作。”他想尝试这种生活方式。

同张乐一样，丁锋和潘诗宇原本在国内公司上班。因为频繁加班，潘诗宇的淋巴结、耳朵经常发炎。丁锋工作压力也大，回家后，他只想瘫在家里，对很多事情提不起兴趣。

“失去了对生活的掌控感。”更让他们绝望的是，即便得到晋升，生活依然很忙碌，“看不到人生的目标和希望”。

2019年年底，他们有了开着房车旅行的想法。丁锋承认，离开熟悉的环境很难，“不知道最终能收获什么”。纠结一番，他还是决定冒险，“不想浪费人生了，害怕年纪越大越难改变自己”。

他们准备了至少可以旅行一年的费用。2020年疫情突发，他们滞留在墨西哥的一个小镇，焦虑着是否回国、不回国如何生存下去。

他们尝试做自媒体，在网上学习拍摄、剪辑，坚持更新视频一年半，才有了广告收入。丁锋又在国内网站上传个人设计作品，靠接项目赚钱。刚接项目时，国内客户一听说他在另一个半球，就不想合作了。他谎称在国内，经常和项目方在半夜凌晨沟通，对身体损害很大，就改接国外项目。

潘诗宇则靠投稿、线上教瑜伽课、翻译获取收入。他们还经营着一个线上付费社群，提供成为数字游民和旅居生活的经验。

张乐运营一个叫“数字游民部落”的社群，靠内容付费、线上投资、国内房产的租金维持开销。

在张乐看来，准备一笔足够3年旅行的积蓄很重要。他注意到，很多数字游民半路放弃，都是因为经济压力大。“应该踏踏实实积累一些技能，再尝试去远方。”丁锋说。

创造可以产生复利的数字资产，实现时间自由是很多数字游民的梦想，但多数人距离这个目标还很遥远。丁锋和潘诗宇目前的收入不如在国内工作时，但他们并不后悔辞职。

他们曾在阿根廷抚摸四五百年前的蓝色冰川，在秘鲁的雪山脚下“吸”羊驼。他们抵达“世界尽头”乌斯怀亚，在轮船上眺望辽阔的海湾和红色的灯塔，感受“人类的渺小”。在墨西哥，他们度过了一场难忘的“亡灵节”，人们唱歌跳舞，围坐在墓地前为亲人守夜、祈福，“让人对死亡不再恐惧”。

他们有了更多时间探索自我。体验过拳击课后，丁锋发现自己虽然瘦弱，但有很强的爆发力和柔韧性。以前，他不敢跳舞，但参加多次活动后，他敢在人群中自然摇摆了。他克服“恐高症”，第一次体验户外攀岩，并利用碎化片时间，学会了一种带火的街头表演艺术。

一个名叫“San Cristobal”的墨西哥小镇颠覆了他们对“理想生活环境”的看法。那里的物价很低，3元能买四五个牛油果，一周食材花费200多元。

小镇没有广告牌，没有网购，两人常去集市上淘二手衣服，一个月总支出不到5000元。丁锋接一个项目，足够在这里生活几个月。

这里还常常举办文化艺术类活动，画廊、酒吧、餐厅随处可见。他们所在的房车营地有大院子、草坪和树林。营地成员们种菜、养鸡，坐在一起烤火、看剧、聊天，生活气息浓厚。

在张乐看来，这正是数字游民生活的吸引力，“拿着相对较高的收入，去物价低廉的城市生活，提升自己的购买力和生活水准，实现‘地理套利’”。

数字游民城市评分网站“Nomad List”从消费水平、气温、安全、网速等维度，对全球1000多个城市进行排名，葡萄牙里斯本、巴厘岛仓谷和泰国曼谷排名前三。

随着这种生活方式兴起的还有数字游民社区和共享办公空间。

丁锋和潘诗宇体验过多种类型的国际社区。他们在危地马拉住过一个以“瑜伽和艺术”为主题的长租社区，社区位于湖边的一个村庄，一楼的大厅用来会客，二楼的天台可以练习瑜伽、冥想。这里还有一个小农场，种着蔬菜、茶、香料。

社区经常举办半开放型的活动，比如每两周一次的“写作围炉”，参与者可以分享、提问、交流经验。在每周一次的“喝茶读诗”会上，大家会朗诵自己写的诗。在这里，潘诗宇剪辑了很多视频，公众号更新频率也高了。她还爱上了做饭。

这让潘诗宇和丁锋意识到，足够的空间、志同道合的人、舒适有边界的关系，不仅让人感到幸福，也会让工作高效。

实际上，数字游民的生活方式仍是少数人的特权。麦肯锡公司研究劳动力、经济发展和远程工作的合伙人苏珊·隆德(Susan Lund)研究发现，在远程工作者中，成为数字游民的人，大多是高级管理人员。

不过，没有任何一种生活方式是完美的。旅行途中，潘诗宇的爷爷去世了。当时回国航班很少，她没能见爷爷最后一面。

开房车旅行时，丁锋需要定期忍着恶臭，给房车排放污水。为了租到合适的房子，张乐每到一个地方要大量浏览网上的短租信息，寻找性价比高的房源，还要和不退押金的房东斗智斗勇。

这种生活方式对自律要求更高。丁锋坦诚，线下工作时，同一专业的人聚集在一间办公室，遇到问题可以互相讨论，“成长氛围感更强”。但远程工作者要独自解决业务问题，制订工作计划。

张乐没有制订严格的工作计划，常常不自觉刷手机，需要集中注意力写作时，他会把手机交给太太保管。

线上工作对旅行目的地要求也很高。丁锋和潘诗宇曾到访一个亚马逊雨林的社区，那里的房子用木头和茅草搭建而成，没有网和电，蚊虫飞舞，他们每天晚上会被湿疹痒醒，无法线上工作，只住了一个星期就回到城市。

他们曾在10平方米的房车里共处48小时，一起吃饭、工作、睡觉，潘诗宇感觉“空间局促”，通过做瑜伽解压。

频繁移动还带来了漂泊感和某种孤独。由于停留时间短暂，丁锋每次在一个城市遇到新朋友，所聊话题都雷同，“关系无法深入下去”。后来他们放弃房车，选择居住在公寓或社区。

为了结交新朋友，张乐从2018年开始随身携带一个飞盘，每到一个新城市，就在当地社交网站上发帖，组织飞盘活动。他还报过语言、烹饪、艺术类课程，参加过旅行团。有的国家的人不会说英语，他很难交到本地朋友。

“ANDCO”“Remote Year”是美国两家为远程工作者提供服务的市场机构。两家机构2018年发布的远程办公调查报告《The Anywhere Office》显示，超过三成的受访者把“孤独”列为远程工作过程中最大的挑战。

张乐说，很多数字游民的移动频率会越来越慢，从几天换一个地方到几个月换一个城市，最后选择2-3个地方长住。

有的游民家庭还需要考虑孩子的教育问题。张乐和“游牧夫妻”都没有孩子，但他们见过一些数字游民，有的把孩子送到寄宿学校，有的让孩子在家上网课，还有的让孩子在雨林生活，接受生态教育。

潘诗宇和丁锋曾探讨，假如他们有了孩子，不走主流教育路径，孩子是否能适应主流社会。他们还没有答案。

张乐说，数字游民常常要面对来自“传统社会价值观”的挑战，“很多人认为这样的生活方式过于‘非主流’”。他回家后，常被亲戚追问挣多少钱，何时生孩子。

他也曾纠结，在地质学领域已钻研多年，转行做内容是否有些可惜。但他觉得，人应该做喜欢的事情并创造价值。

张乐记得在马来西亚看野生人猿保护基地时，遇到一个奥地利人。对方每年放假都来这里看人猿，来了10年了，记得每一个人猿的名字。这名奥地利人启发张乐，“找到让自己舒服的状态，不要跟着别人的指引走”。

丁锋对一对美国夫妇印象深刻。这对夫妇只带1000美元就开始了房车旅行，中途经历了撞车、孩子早产，一度山穷水尽。但他们坚持了下来，穿越了十几个国家。他们靠表演流动艺术、教瑜伽、当外教挣钱，并将此视为一场“连接世界”的行为艺术。

“他们对自己做的事情有非常强的使命感”，这让丁锋思考，“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张乐正在写一本书，想向更多人介绍数字游民的生活方式。（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尹海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