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抑郁症的患病率为3.8%。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黄悦勤教授在2013—2015年对我国成人开展的调查显示，我国抑郁障碍一年内的患病率为3.6%，终生患病率为6.8%。抑郁症可以导致自杀，对于15~29岁的人群而言，自杀在所有死亡原因中排第四位。

北京安定医院郑毅教授团队的中国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儿童青少年整体精神障碍流行率为17.5%。此外，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最近的研究显示，38.9%的女性青少年和30.2%的男性青少年表现出抑郁症状。

抑郁是常见的精神心理障碍，其患病率仅低于焦虑障碍，致残、致死率远高于其他精神障碍。因此，对于儿童青少年抑郁的关注是刻不容缓的，而对于自杀方面的筛查也是必要的。

2016年，国家22部委联合出台《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2018年，国家10部委联合印发《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试点工作方案》，在全国范围内选取50多个市（含直辖市）开展试点；2020年9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鼓励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地区探索开展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的方案；2021年7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做好学生心理健康测评工作……一系列国家政策的出台反映出国家对于国民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也不断推动着常见精神障碍、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促进、孕产妇抑郁症筛查、老年痴呆筛查和防治等工作的开展。

一个战略或政策的落实包含很多方面，往往从掌握基本数据开始，比如患病率、服务资源、经济投入等。只有掌握了基本的数据，才能进一步细化政策制定，对人力资源配置、项目立项、经费投入等各方面作出部署。所以，我们不仅要开展调查研究，而且要不断地推进调查研究往纵深发展。

上海长宁区的筛查引起争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家长担心筛查结果纳入健康档案，对孩子未来的学习和工作产生不良影响。目前尚未看到相关文件说明这样的健康档案属于什么性质，会不会影响孩子未来的职业选择。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抑郁症是可防可治的疾病，过去的档案记录是否还能成为未来的依据？

作为心理医生，我看到很多学生在确诊抑郁症后被要求休学，康复复学时，学校常需要临床医生出具“复学证明”。事实上，医生开具这样的证明是没有官方依据的，有些证明学校也不承认。

如果未来要推进筛查工作，筛出阳性的孩子康复后，既往结果是否可撤出？如果可以，那标准由谁来制定，谁来执行？这需要政策制定者给出具体可行的方案。

筛查结果阳性并不等于确诊抑郁症。我们对于精神心理障碍的病耻感由来久已，从心理测量的角度来讲，无论是伦理规范还是操作都有严格的限制标准，不是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做任何的问卷都能成为科学依据。

比如，笔者参加的一项全国性调查项目，从方法学上讲做到了随机抽样，但还会有一些问题。比如有些学生为了避免被调查而找人替补；调查利用学校计算机教室通过线上问卷开展，在一个嘈杂和相对不保密的环境，学生是不是能够或敢于真实回答问题；我们选择的问卷是否兼顾了不同年龄学生的理解水平；测评是否对家长做到了严格意义上的知情同意……针对以上问题，需要我们科学审慎地把调查工作做细。

上海市长宁区小学筛查中所使用的Beck自杀意念量表，可以用来评估自杀想法，识别个体的自杀风险，可以用于个体或团体施测，但其适用年龄为17岁以上。这次调查扩大了适用范围，其施测形式和知情同意也不符合基本的心理伦理守则。

有媒体报道称，根据心理健康测评和抑郁症纳入学生健康体检相关文件要求推算，如果政策落实，需要给8000万名学生做抑郁症筛查。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讲，调查有普查和抽样调查等方式，各有利弊。

如果进行普查，按患病率来估算，每年可筛查出上百万的抑郁症学生。对于这些学生，我们该如何管理？我们不能像管理严重精神障碍一样去管理抑郁症，尤其当对象是儿童青少年时。如果从三级预防的角度来看，我们还可以从很多角度做预防工作。在初级预防中关注风险暴露问题，过多的自杀事件的报道会增加孩子们的模仿行为。心理问题的发生与环境因素息息相关，减少被欺凌、指责的机会，也能减少学生心理问题的发生。对于学生来说，要增加心理弹性，让自己在情绪、认知、行为、生理感受方面有更大的弹性空间。

目前，很多中小学没有专职的心理老师，即使有专职的，有些心理教师也因没有系统的成长途径，知识来源受限，专业能力逐渐弱化。另外，很多学校的心理工作成为思想教育工作的“附庸”，当学生有心理问题时，老师往往没有能力处理。在这样的服务水平下，如何能做好学生心理健康相关工作？

我们不能否认，精神疾病的“诊断和贴标签”给很多人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能否认很多患者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得到规范有效的治疗，我们需要平衡筛查、诊断、治疗、管理等很多方面的工作，力争把好政策落实得恰到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