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文博人才短板该如何补?

在山西省晋北地区的一个区县，当地文物管理所(下简称“文管所”)管理着65段明长城墙体的432个敌台、烽火台等文物点。除此之外，文管所的职责还包括其他古建筑与古遗址的保护与修缮、考古及文案工作等。光是春秋两季野外文物点的巡查工作，就需要一两个月。

完成这些工作的，只有文管所9名在编人员。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毕业自文博相关专业。虽然市里每年都有统一招考，但是当地仍招不到文博专业的学生。

因为所里工作人员既没有接受过专业教育，也无经验，无论是大规模文物调查，还是考古发掘报告的绘图，作为所长的冯军仍然是主力。他1994年起在所里工作，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

不仅是他所在单位，据他了解，很多基层文博单位都面临人才青黄不接的困局：学历不高但比较有水平的老文物人已离岗、退休，年轻的专业人才却不往基层流动。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在去年的一次报告中提到：全国县级文物行政编制仅有5000多个，平均每县不足2人。文物考古行业工资待遇偏低、工作条件艰苦，人才流失严重，一些市县文博机构长期面临专业人才招不来、留不住的困境。

作为文物大省的山西，决心改变这一困局。今年起，山西计划用5年时间为全省基层文博单位免费、定向培养600名全科文物人才。文物全科人才的培养，在山西是首创，在全国也尚属首例。

560处文物和6名在编人员

晋南地区的山西运城市分布着全省最多的国家级保护文物单位。永济市是运城下辖县级市，永济市博物馆馆长张红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永济原来只有一处国保单位，前两年增加到了8处，市保单位接近500处。

张红记得，去年省领导来督查文物工作，认为应加强力量，便在市文物局基础上成立了文物保护中心。他管理的博物馆，编制也从21个增加到了25个。永济市博物馆在全省县市级博物馆中属于建设得最好之列。但他感觉，地方上的文博工作，“专业技术人员、财力远远不够”。

2015年起，随着永济市博物馆开始陈展，一周有六天开放，就开始需要很多人轮班。另一方面，博物馆不光有文物保管、陈展等工作，还要在此基础上开展研究、进行学术交流，把永济市的历史文化、出土文物研究清楚，这对工作人员的专业背景有着更高要求。

在区县一级的基层，大量文物保护工作必须在广大田野中开展，但是想见到一个文物、考古相关专业的本科毕业生都非常难。“这就是一个非常显著的矛盾。”山西大学考古学学科带头人李珺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

山西是文物资源富集的大省。山西省文物局提供的资料显示，全省登记在册的不可移动文物保有量达53875处，位居全国第四;可移动文物320余万件，全国排名第五。另外，还有许多文物散落民间。保护层级较低的市、县保和尚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数量极大。基层资金缺乏和职责缺位使许多文物长期得不到维修和保护，正面临着损毁、坍塌的隐患。数量大、类型多样、点多面广是山西文物资源的特点，也是文物保护利用的难点。

按照此次山西的文物全科人才培养计划，定向培养的学生要系统掌握考古、文物建筑、博物馆三大领域专业知识，毕业后能胜任相关基层文博单位的工作。

文物全科人才通过高考选拔，每年面向全省117个县(市、区)定向招生，委托山西大学培养。今年招生计划为120人，分为考古学和文物建筑两个方向，每个方向招60人，学生入职后直接为事业编制。

山西省文物局人事教育处处长刘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省文物局近几年一直在积极探索如何解决基层人才短缺问题。李珺说，两年前，山西大学便与省文物局商量，希望开办一个提高班，专门培养基层人才。因为疫情，这一计划被搁置。据刘刚介绍，“十四五”期间，面向基层培养的600名文物全科人才，基本上能够支撑起未来几年所辖地的文物保护工作。

文物人才缺乏的困境不只在山西。在陕西某县，文物管理所需要负责管理的文物点有560多处，但有编制的工作人员只有6人。严庆明是文管所所长。2017年博物馆开始办展览后，人手更加捉襟见肘。他只好又招聘了6名没有编制的人员，负责安保、讲解等基础工作。

2013年，严庆明从乡镇调到文管所，当时县里刚刚把文物保护工作从县文化馆剥离开来。文管所最初编制是6个，经过多方争取，到2018年，编制增加到10个。但是，过去四年多，文管所从没有满编运转过。

1980年代末，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研究员马红琳从西安交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与仪器专业毕业之后，就加入到了给文物“看病”的文物修复行业。他所在机构的文物修复量能占全省修复量的1/5至1/4左右。他说，单位起初有60多个编制，这些年陆续增加到80多个。随着国家对文保工作的重视，部门承担工作量比当初增加了3~5倍，人员远远不够。国务院办公厅去年10月印发的《“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中提到，要壮大文物人才队伍。

在马红琳看来，如果他所在单位的人力配备情况近乎温饱，那么基层单位可以说远远在基本生存线以下。一些乡镇兼职文管员，只能做到保证文物不被盗，完全谈不上什么主动保护和利用。

严庆明所在文管所6名工作人员中，只有一名是考古学专业人才，毕业自某211高校，此前在县文化馆工作。文管所成立之后便随机构调整划拨过来。从2013年成立至今，文管所再也没有新的文博人才进入。

李树云毕业于山西大学考古学专业，现任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如果县区文物机构工作人员有专业背景，可以在日常文物安全巡查与维护、配合基建开展考古工作、现场勘探等方面发挥作用。基层缺乏文博人才的影响，每次在大的项目中都会显露出来，“他们没有办法完成相关工作，必须由市一级或者更上一级的专业力量来支持” 。

开私家车出野外

山西大学是国内最早设立考古学专业13所高校之一，早在1978年考古学本科专业便开始招生。2011年，学校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正式招生，每年报考人数成倍增加。去年，报考人数已接近400人，招生规模也从初期的每年只招收几人发展到如今的60人。今年，山西大学考古系还将从历史文化学院独立出来，成立考古学院。山西大学将成为全国少数几个拥有考古学院的高校。

文保相关专业日益受到热捧，但人才培养数量依然不能满足需求。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在去年的报告中指出，文物保护和考古相关学科体系不够健全，考古专业本科生培养数量较少，跨学科合作亟待加强，交叉学科建设有待突破。此次山西文物全科人才培养特点是重实践，学生本科四年中，2.5年用于理论学习，1.5年侧重于实践教学。

即便有人才，愿意来基层文博单位的也很少。李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山西大学是省内唯一能够全系列培养考古相关人才的高校，为全省输送了很多专业人才，但是学生们毕业后一般在省级和各市级单位，基本不会流向县级及以下基层单位。

山西大学考古系每届招60名左右的本科生，分为考古学和文物保护两个专业。绝大多数毕业后都选择继续考研去“985”大学深造，研究生毕业之后多会选择沿海、南方等省份的一些省级文物机构工作，回山西省的也不多。

在山西省文物系统一位官员看来，城镇化本身就带来县域及乡村的“空心化”。山西作为中西部省份，无论是待遇、配套资源还是职业前景，都难与其他发达省份竞争，基层就更难吸引人才。而文物工作本身又比较清苦，需要更高的专业素养和责任感。李树云说，像她这样的考古工作者常年在野外工作，但是野外补助没有太明确文件，所以单位基本不发补助。一些不是真正热爱的人，就不愿意从事这个职业。

文博单位在薪资上本来就没有优势，基层更是如此。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是省内乃至全国一流的文物机构。马红琳说，省文保院收入在西安总体偏低，也没有加班费、值班费一类补贴。马红琳已是该机构的研究员职称，但是他粗略感觉，比起其他行业或者高校研究员，收入偏低1/3左右。他们单位新招进来的研究生，都有着与文物修复相关的理工科专业背景，月薪大约5000元。如果“211”或者“985”高校毕业后，去互联网大厂工作，能拿到8000元到1.2万元。

虽然已工作20多年，严庆明的工资才刚刚过5000元。因为属于管理岗位，他不能通过评技术序列职称加薪，也没有像公务员那样有车补之类的补贴，收入只比县城里刚刚就业的大学生多几百元。文管所没有公车，需要到田野巡查文物的日子，他开着自己的私家车，一跑就是一整天，有时候饭都顾不上吃。

当地属于贫困县，财政拨款经费很有限，几名合同工的工资，都需要严庆明想办法解决。虽然文管所还有4个编制空着，但他完全不知道，何时能够招聘到文博专业的年轻人进来。

基层招不到人的背后

按照山西省的《文物全科人才免费定向培养实施办法》，学生毕业后，省人社部门将依照人才个人信息、拟安置单位“点对点”地下达专项进人计划，到县(市、区)及以下文保单位定向就业。文物全科人才入学后原则上不得转学和转专业，毕业后与用人单位初次签订5年的合同。

但更多基层文博机构难以享受这样的待遇。严庆明介绍，人员进入文博单位的方式有两种：调动和公开招聘。在调动方面，基层文博单位并无优势。他所在的机构级别低，只是副科级，人员晋升空间有限。所以，别人调动进来的意愿就比较低。

严庆明说，他所在的文管所并没有公开招聘的权力，需要向市人社局报招聘计划，等人社局统一安排。实际上，在考公、考编竞争激烈的当下，并不是真的没有大学生愿意来。他朋友的一个女儿学考古相关专业，对方曾好几次表示希望能来这里工作。但是，等了很久也没有等到人社部门的招聘，最后只能去周边县城当老师。缺乏招聘自主权，也是基层文管所、博物馆等事业单位难以寻觅到专业人员的另一个原因。

在山西某县级市担任博物馆馆长的黄华说，他所在的博物馆原本属于市文物局，但是近几年机构改革之后，原来的市文化局、文物局与旅游局三家合并成“文化与旅游局”。过去属于文物局下属单位时，领导们也是从事文物相关工作，大家都明白专业人员的重要性，坐在一起也时常谈论人才建制、招聘培训等问题。

原来，黄华一直坚持，有空编时要公开招聘是考古学等专业技术人才，最起码也要求学历史的。但是，几家单位合并之后，他说，上面的文化与旅游局相关领导，直接将原来在美术馆、乡镇政府、文化馆等单位工作的人员调动进来，把新得到的编制给占用了，不考虑文博单位的需求。而他原来招聘的专业人员还被借调去文旅局，工作开展更加困难。

中国从2011年开始推进事业单位改革。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公开，机构从“行业管理”走向“功能管理”，这一方面可以精简机构，但某种程度上也存在着弊端。山西省文物系统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其实原来从省级、市级到县级，基本都有文物局。但现在，随着事业单位改革完成，在山西，只有太原和大同市有独立的文物局，其他市和下属的县文保单位都经历了调整和合并，比如并到了当地文旅局。这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文物系统的专业力量。

2020年全国“两会”前夕，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到多个省市对此进行调研，注意到很多市县级的文物行政机构和编制被撤并整合，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反复提及：“市县级文物保护管理压力很大。”

依照规定，山西省培养的文物全科人才毕业后，未按协议到定向事业单位工作的，要退还免缴的所有费用并交纳违约金;在定向就业单位工作未满5年，或考核不合格解除聘用合同的，根据服务期未满年限，按比例退还免缴的费用，并交纳违约金。

然而，当县域与城市在就业吸引力方面存在的先天差距没有发生变化，如何长期留住这些定向生，没有人可以保证。刘刚表示，文物全科人才服务的5年期间，省里会协调当地相关部门为其在业务培训、科研项目、科研经费等方面尽可能提供一些支持。5年期满后，这些文物全科人才如能取得较好业绩，也有机会按照国家和省里的人员流动、选任等政策，获得更好的晋升空间。

李珺坦言，只能是期待一部分人才可以长期留下，尤其是对那些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县城的事业编制还是有吸引力的。但是一部分人可能还是留不住，最后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

对于基层文博人才的培养，以石窟寺考古人才的培养为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张剑葳认为，高等教育与行业人才的继续教育应该同时进行。既要支持、引导专业人才的学历学位教育，也要延续基层行业人才培养、进修的有效经验，支持有能力的高校与科研院所在这两方面加大投入。有分析认为，文物保护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人才培养只是第一步，解决基层资金问题至关重要。这不仅关系到人才能否留得住，也直接决定了许多“低保”和“无保”文物能否留存。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冯军、严庆明、黄华为化名。实习生余皓晴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