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 赵娟：中国“神奇小兽”对西方的吸引力为何百年不减?

北京4月27日电 题：赵娟：中国“神奇小兽”对西方的吸引力为何百年不减?

3月26日，一批中式古典琉璃建材从武汉搭乘中欧班列抵运德国杜伊斯堡市，支援当地“中国园”的屋顶修缮。而早在百年前，中国传统建筑屋顶上的庇护“小兽”们就吸引了西方的兴趣——1924年，世界第一本系统研究屋脊兽的“开山之作”就出自德国收藏家爱德华·福克斯(Eduard Fuchs)之手。

这种被称为屋脊兽的建筑装饰有何独特之处?这些中国“神奇小兽”又凭什么对西方的吸引力百年不减?北京体育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赵娟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国“屋脊兽”的典型代表有哪些，有何独特之处?西方传统建筑有没有类似的屋顶脊饰?

赵娟：“屋脊兽”是中国传统建筑装饰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用于装饰屋面和屋顶部位。不同于建筑彩绘，它是一种“立体装饰”，从中国传统建筑的营建来看，属于“瓦石营建”范畴。传统“屋脊”装饰上经常会使用“神兽”形象，这些小兽也叫“小跑”，此外也有各种“仙人”形象。

这种装饰具有很强的仪式性和文化功能，安置和摆放的数量、尺寸、形象都有具体规定。除北京故宫太和殿用10个“小跑”以外，其他地方最多用9个。顺序是：龙、凤、狮子、天马、海马、狻猊(披头)、押鱼(鱼)、獬豸(獬)、斗牛(牛)、行什(猴);其中天马与海马，狻猊与押鱼位置可以互换。数量达不到9个时，按先后顺序。

首都博物馆展览。 中新社发 杜建坡 摄

西方传统建筑也有屋面和屋顶装饰，但由于建筑营建材料、构造方式和文化观念不同，与中国传统建筑呈现出不一样的形态。古希腊神庙的檐头装饰，有兽形，也有植物纹样等，人体形象的雕塑也经常置放在神庙屋顶。

德文中有一个词“Dachreiter”，“Dach”是屋顶，“Reiter”是“骑士”，合在一起就是骑跨在屋顶或屋脊上的建筑构件，可翻译为“屋顶炮塔”“屋脊小塔(楼)”“屋脊骑士”等，即屋面突出的建筑组成部分。因其独立的空间位置和高度，它们具有很强的视觉吸引力，尤其是在哥特式建筑之中，屋顶装饰直指天空的精神性内涵更加丰富。

在跨文化观看和理解中存在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中西屋顶装饰在形式上存在着差异，也正是这种差异吸引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异域文化产生兴趣。虽然建筑艺术的表现形式不同，但是不同文化的人对于在天地宇宙之间安宁居住的精神诉求、对于美的渴求是一致的。

外国摄影师展示他拍摄的北京建筑。 中新社记者 贾天勇 摄

中新社记者：除了著书，德国收藏家、历史学家爱德华·福克斯也收藏了大量屋脊兽。西方视野下的屋脊兽收藏和研究进展如何?

赵娟：西方以“屋脊兽”为专题的收藏并不常见，但是散落的这类藏品却很多。譬如德国建筑师鲍希曼(Ernst Boerschmann)在《中国建筑》一书中提到德国Marienburg陶器藏品中就有一部分是屋顶琉璃构建。在德国东亚艺术博物馆、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加拿大多伦多安大略博物馆等“雕塑”或“陶瓷”收藏中，也有一些“屋脊兽”的藏品。

把“屋脊兽”作为一个专门的收藏主题，爱德华·福克斯是一位特立独行者。他1924年还出版了一本书，就是前文提到的开山之作“Dachreiter”，副标题是“与之相关的15-18世纪中国陶塑”。同年同系列出版的还有一本《唐代雕塑》。把两本书放在一起，就能看到他对中国雕塑收藏的历史跨度、题材和旨趣了。

德国思想家本雅明曾谈及，福克斯在“唐代雕塑”的怪诞中看到了“感兴想象物的最高形式”“某个充沛健康时代的表达”和一种“情趣盎然和昂扬活力”。

福克斯对“中国屋脊装饰”的收藏，与威廉二世时期的博物馆精神格格不入，它们并非当时博物馆期待的大作，但福克斯恰要通过这些藏品向欧洲表明，仅通过那些“欧洲大作”，人们对历史文化的了解是不完整的，除却博物馆的“节日盛装”，还有“简陋的平日衣衫”，而他偏爱那种擅长“在最朴素中展现美”的“宏伟之作”。

在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艺术和文化在参与和推动其他文化的自我反思、自我建构中发挥了特殊价值和功能。

2019年1月6日，日偏食带食而出，从故宫屋檐一角升起。中新社记者 孙自法 摄

中新社记者：德国建筑师鲍希曼3次来中国研究建筑，其著作《中国建筑》也有关于“屋顶装饰”的章节，他对中国建筑研究的核心关怀是什么?

赵娟：鲍希曼在20世纪上半叶3次来中国。

第一次是在1902-1904年作为德国驻军建筑师来到北京。在西山休假期间，他对香山碧云寺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和测绘，后在《柏林建筑师学报》上发表了《北京碧云寺》的研究报告。他被中国建筑的美触动，对中国建筑背后的精神文化世界产生浓厚兴趣。回德国之后他就向政府提交了研究中国建筑艺术的申请。

第二次是在1906-1909年到中国从事建筑考察和研究，试图经由中国建筑更深入地理解中国文化的精神世界。他的考察范围从北京的明十三陵、天坛、颐和园等不断扩展，最后足迹遍及当时汉族聚居地18行省中的14个。在他的研究中，北京地区的建筑能够代表中国建筑技术营造的最高规格和水平，但采集更多不同地域的样本，在此基础上进行科学测绘、记录和学术研究更为重要。

鲍希曼的《中国建筑》是1925年也就是“魏玛共和国黄金二十年代”出版的一部两卷本著作，“屋顶装饰”是其中一个章节，它被作为中国建筑的基本形式语言得到探讨。在鲍希曼看来，曲线屋面、高高挑起的飞檐以及丰富的装饰为严谨的建筑注入了生机，使它们成为中国人自然哲学和精神信仰的象征。这也是中国所有艺术形式中的共同追求，阐明此点也成为鲍希曼中国建筑研究的核心关怀。

北京团城景区启动修缮，建筑屋顶旁搭建起脚手架。中新社发 远舟 摄

中新社记者：从跨文化、跨学科视角出发，鲍希曼、福克斯等西方人对中国屋脊兽等中国建筑艺术的研究带来了什么影响?对当代中国(传统)建筑研究有何现实意义?中西方在屋顶装饰建筑方面有着怎样的互学互鉴?

赵娟：西方人对“中国屋脊装饰”倾注的特别兴趣，或许隐含着历史上欧洲对中国“异域文化想象”集体无意识的文化心理。17-18世纪欧洲盛行“中国风”，代表“中国”的视觉元素——高高挑起的飞檐、曲面屋顶和上层社会追捧的“瓷器”——依然在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来华西方人的内心深处发挥影响。不同的是，他们不再仅停留在想象的建构中，而是通过实地考察和研究中国建筑艺术，来重新确立可靠的知识，建立新的文化理解。

当时，大量西方学者从不同学科展开了对中国建筑的考察和研究，其中有来华传教士、艺术史学者、汉学家、东方学家、民族志学者，当然还有建筑工程师，研究方法和旨趣呈现开放多元的局面。他们的这些研究与后来中国营造学社中国学者们开展的传统建筑考察和研究形成了一种学术互动，里面有借鉴和批评，有对话也有对抗。

今天，我们要追溯近代中国建筑研究学科范式的形成过程，对早期西方中国传统建筑研究学术史的挖掘、反思与探讨就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这些海外研究最大的意义就是提醒我们，应该用文化交流互动的眼光去看待和理解历史，也理应通过文化间的交流和互动去追寻更好的未来。(完)

受访者简介：

赵娟，复旦大学文艺学美学专业博士，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理论与美术史方向博士后，现为北京体育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文艺理论、美学、跨文化的美术史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1860-1949年德语世界中国艺术的收藏、展览与研究”，完成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和面上一等资助项目各一项。在《文艺研究》《美术研究》《美术》《艺术设计研究》《周易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译文多篇;出版学术译著《艺术诸定义》(2014)、《鲍希曼与承德地区的寺庙建筑》(2019)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