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土地批租”禁区，推动宪法修改

　　张薰华并不是书斋里的学者。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在学习政治经济学基础课时，张老师就特别重视将教学与实践结合起来，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探讨时下发生的问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朱民回忆。

　　多年来，张薰华以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凭借扎实的《资本论》研究，打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脉络。然而，他并不拘泥于经典著作的理论研究，而是在改革开放大潮下，积极观照现实问题，并娴熟地运用经典原理和方法，探索中国的经济发展规律，为改革开放出谋划策。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洪远鹏认为，“张先生研究《资本论》与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紧紧相连，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从这一意义上说，张薰华成为国内第一位提出“土地批租”问题的学者绝非偶然。正是他关于“土地批租”的论文，催生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土地批租”政策，为中国土地批租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称为“我国土地管理体制改革的最早倡导者和杰出贡献者”。

1985年，张薰华在《资本论》提要创作当中

　　1984年，在港澳经济研究会成立大会上，张薰华基于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深刻理解，提交了论文《论社会主义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阐释了“地租”在改革开放中城市建设领域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可行性。论文载于《中国房地产》杂志 1984年第8期，迅速引起学术界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时任上海市委研究室主任俞健委派顾家靖研究员约张薰华为市委《内部资料》再写一篇相关文章。

　　“当时我们接到任务后，首先有个感觉就是城市土地的地租问题，对我们国家来说不仅仅是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不仅仅是实践问题，在当时可以说是在政治上十分敏感的问题，它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地租理论，涉及国家宪法。”顾家靖回忆，“因为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地租是和土地私有权相联系的，是土地私有制的产物。新中国成立后，消灭了土地私有制，也就从根本上消灭了地租。所有土地都是国家的、集体的，实行的是计划分配的体制。所以张薰华教授在理论上提出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的地租问题是需要勇气的，也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在复旦大学经济系一楼“一个很狭小、很破旧的小会客室里”，顾家靖与同事和张薰华交谈了一下午，主要向他了解有关土地问题和级差地租方面的情况。“我们觉得张教授的观点很有新意，也很重要，在理论上有独到见解。”

　　随后，张薰华应约撰写《再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兼论上海土地使用问题》(简称《再论》)，登在《内部资料》第6期(1985年1月21日)上。

　　《再论》受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注意，张薰华应约又写了第三篇《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兼论上海土地使用问题》，1985年4月10日刊登在该室内刊《调查与研究》1985年第5期，由中央下发到各省、市委领导机关，为中国土地批租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掀起了全国土地批租工作的热潮。

　　张薰华的主要观点是：土地政策应该成为我们国家的一项根本国策，土地的有偿使用关系到土地的合理使用和土地的公有权问题。土地属于国家，只能出让使用权，不能出卖所有权。级差地租应该成为国家的财源之一，港澳的租地办法可以采用。

　　顾家靖说，当时上海市政府很重视，在土地局成立了批租办。1986年，上海市委领导带领俞健等人去香港考察土地批租事宜。

　　张军回忆：“当时，香港方面接待考察团的负责人正是后来担任香港瑞安集团主席的罗康瑞。后来，罗康瑞被上海市政府聘请为上海土地批租7人小组的顾问，这个小组里另一位来自香港的成员就是后来担任香港特首的梁振英。”

　　张薰华的研究奠定了城市土地使用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使得土地这个最重要的“要素”一下子活起来了。

　　1986年10月，上海市颁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土地使用管理办法》，对外商投资企业收取土地使用费，第一次对土地进行有偿使用。

　　1987年，在深圳参加“城市土地管理体制改革”讨论会时，张薰华教授就此提出论文《论土地国有化与地租的归属问题》，后来，深圳市政府将该市农村土地全部收归国有。1987年9月，深圳市敲响土地拍卖第一槌，以协商议标形式出让有偿使用的第一块国有土地。

　　1988年4月，全国人大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第十条第四款“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后面，加上了“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此后，“土地批租”成为推动全国各地经济发展的普遍形式，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在此基础上，张薰华与俞健主编了《土地经济学》。这本书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国第一本研究土地经济问题的理论书籍，并成为高等院校的专业教学参考书，1987年获得上海出版优秀奖。

　　同一时期，张薰华不仅仅讨论了“土地批租”问题，还提及了其他问题和相关建议，譬如，建议上海市政府迁出外滩，把外滩以高地租租给外资、外贸、金融等单位;建议在浦东围海造地，另建大型国际机场;建议上海郊区土地不以种粮为主，种蔬菜、植水果、饲禽畜、养鱼虾，让农民迅速致富;建议以契约形式规定用地单位保证一定量的人均绿化面积，禁止企业超标排污，规定不得开采动用或破坏地下资源，等等。

　　这些在当时引起不少争议的提议，后来也逐步得到采纳，并变为现实。

1987年7月24日在庐山

　　“具有坚持真理的勇气，不作阿谀奉承之辈”

　　张薰华从来不怕争议。

　　在《资本论》初版序言中，马克思对待争鸣的态度是：“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而对于我从来就不让步的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的格言：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 ”

　　这一教导使张薰华深深感到，“作为理论工作者，应该具有科学态度，不做风派人物;应该具有坚持真理的勇气，不作阿谀奉承之辈”。

　　正是遵循这一精神，张薰华对《资本论》原著的研究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自觉反对本本主义。他“尊重马克思主义，又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神”。

　　由于马克思把《资本论》第一卷的手稿写成正文之后就去世了，第二卷第三卷手稿整理成文由恩格斯完成。恩格斯在序言中说：70多岁了，眼睛不好。张薰华发现其中计算有一些笔误，于是在1980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试校<资本论>中的某些计算问题》。

　　这是中国理论界第一次有人敢于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这部光辉著作中也有常人会犯的错误。

　　该论文发表后，学者、研究生们纷纷撰写论文，或提出补充意见，或对他的有关校正提出商榷。两年之后，他进行了严肃认真的答辩，坚持正确意见，同时又虚心地对个别地方作了再校正，后形成专著《〈资本论〉中的数量分析》。

　　张薰华这篇论文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其内容本身。人们公认，这篇论文有理有据，“校正”真诚中肯，为中国理论界弘扬马克思主义严谨学风作出了表率。

　　有学者评价：“这篇论文所体现的正是马克思本人一贯表现的科学精神。也正是深刻领会马克思科学精神的人，才有勇气客观地对待像马克思这样的伟人。应当说，这篇论文是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中国理论界结出的硕果，意义十分深远。”

　　在张薰华的论著中，有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语，这就是“科学”。他崇尚以科学精神研究经济学。他认为，科学只承认事实和规律，为此应勇于探索、开拓和创新。“经济理论工作者应科学地对待自己。作为一名经济理论工作者，不仅要依据科学理直气壮地与别人争鸣，而且要勇于自我批评。认识有一个过程，往往是由错误到正确、由片面认识到全面认识的过程，这是正常的。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树立了好的榜样。”张薰华深深地体会到，只有善于与自己的过去“争鸣”，才能公平地与别人争鸣。

　　再就中国实践来说，他认为中国小农经济阻碍生产力发展，是封建思想的基础，造成人口量大质低，人口问题成为中国一切问题的核心。在人口与环境问题上，他批判了斯大林的错误观点。

　　朱国宏举例：“关于产业发展次序问题，几十年来一直提倡‘农林牧副渔’，学者们也早已是习而不察。但张薰华教授在环境经济研究中发现，这种提法是错误的，用于指导实践将导致本末倒置，因此撰文，强调‘林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基础’，论证了‘林农牧渔副’为序的重要性，被誉为‘具有革命意义的重要观点’。这种敢于挑战陈规和权威的理论勇气，无疑是可敬的。”1986年，张薰华和生态学家吴人坚一起创办了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所。由于在环境经济学研究所作的努力，1995年，他被评为全国环境教育先进个人。

　　张薰华十分拥护老一辈革命家陈云提倡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坚决主张在学术研究中彻底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自觉地把这种科学精神贯彻到行动中。正因为如此，有学者曾评价，在张薰华的学术成果中，“人们可以体会到一股凛然正气”。

　　在张军看来，这也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强大精神力量。

　　“改革开放之初，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束缚了改革脚步和经济发展，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批判了这一现象，强调不要本本，此后，中国经济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活力。如今，我们在改革的过程中，会不断遇到挑战，不断走到十字路口，最重要的是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受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影响，大胆突破和探索，推动中国经济未来的繁荣发展。这是张薰华教授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和影响，也是我们作为知识分子的使命和责任。”

　　回望自己的学术生涯，张薰华曾在《孜孜不倦探索经济规律》一文中写道：“几十年的学术生涯让我收获颇多，也让我感悟至深。我的感想就是：做学问时，要联系实际，探索规律，不惑于表象，不随波逐流。 ”

2001年8月，在韩国济州岛

　　“青年应成为具有人类未来理想的高尚的人”

　　从1945年留校任教至今，张薰华虽身兼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和顾问、上海《资本论》研究会会长和顾问、上海市经济学会会长和名誉会长等众多社会职衔，但他对课堂的情结却此生不渝。三尺讲台，他一站就是数十载。

　　朱国宏说：“但凡上过张薰华教授课的学生，都有一个共同体会，那就是严谨、严格。”

　　严谨是他的治学态度。“张薰华教授上课逻辑性特别强，环环紧扣，丝丝相连，很难找到破绽。作为《资本论》研究专家，他对《资本论》虽然不能说倒背如流，但若提到马克思某一观点，他马上会告诉你，《资本论》第几卷第几章第几页，马克思是怎么论述的。”

　　严格是对学生的要求。张薰华曾说：“我宁可学生在校园里因为我的严格而骂我，也不愿意他们在社会上因为没有真才实学、无所作为而骂我。”采访中，他的学生们无一不提及当年令大家“心惊胆战”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考试。考试采用口试，给定100道题范围，特别之处在于，口试必须以抽签方式进行，抽到哪道就回答哪题，两次机会答不出，就得次年补考，再考不出，毕业前还有一次机会，要是再通不过，就毕不了业。

　　如今每一位学生回忆起来，都认为这种方式使大家掌握并深深理解了所学的经济理论，终身受益。不少学生毕业多年以后感慨：这是印象最深、受益最多的一门课。

　　虽然在治学上，张薰华对学生要求严格，但在课后，他对学生的生活、家庭关怀备至。学生有困难，他总是想方设法帮助解决。在他看来，教书育人是他的本，更是责任。他对学生们的重视和关爱，时常让他们“感动不已”。

　　朱民去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后，每年寄给张薰华的贺年卡，他都整整齐齐地陈列在书架中。

　　张军担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后，有一次去张薰华家中探望，老人拿出他当年一张《资本论》的考卷。这份得分96分的考卷，四十年后依旧如新。

　　朱国宏师从张薰华读博士时，两人曾共同承担了上海市“八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研究”，并最终形成著作《通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研究》一书。作为课题的负责人和组织者，以及全书导论的作者，张薰华提携后进，再三坚持由朱国宏作为唯一主编署名。

　　每每在信箱里收到老人悉心分发的学术资料，张晖明都会感慨老人时刻心系着学生的成长……

　　直至耄耋之年，张薰华依然老骥伏枥，坚守在教学第一线。他指导最后几批博士生时，与洪远鹏、朱国宏、洪文达等复旦大学教授一起以研讨班的形式上课。他多次参加支持学生组织的活动，和本科生、研究生座谈“治学与做人”、“做人与做学问”，希望学生们能够做对社会有用的人，成为有理想有作为的时代青年。他曾说：“从做人方面，青年应有高尚的情操、广阔的胸怀，关心天下兴衰，致力于社会整体利益的事业，鄙视个人主义，抵制实用主义，成为一代具有人类未来理想的高尚的人。”

　　如今，他指导的60多名硕士生、博士生，已成为闪耀在各个领域的中坚力量，并将他倡导的学风一脉相传，严于律己、求真务实、严谨严格、规范创新，不懈追求科学光辉的顶点。

　　李志青回忆，在老人80华诞的庆祝仪式上，与会者大都是他的学生弟子、同事好友，“他们来自全国乃至全球各地，都是专程赶来参加庆祝活动，其中不乏政商学各界的精英翘楚”。而在李志青与张薰华常年的交往中，却甚少听他主动谈及这些名人弟子和朋友。“在他的眼里，只要是能够在他严格考核下过关的，就都是好学生;只要是能在自己工作岗位上做好本份，尽心尽责的，就都是好同事，好朋友。这里面不分先来后到，也不分地位高低。”

　　正是在这样严格而宽容的精神下，张薰华培养了数不清的优秀人才，继续传承科学精神、教育精神，为国家社会贡献力量。

　　“贱尺壁而重寸阴”

　　张薰华十分认同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说的，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将“贱尺璧而重寸阴”作为座右铭。

　　他常说：“我们这代人经历坎坷，年轻时读书的大好时光却赶上战乱，许多时间不得不花在从事革命工作上，创造力最旺盛的中青年时期，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特别是‘文革’十年，几乎不可能静下心来做学问。”

　　正因为如此，张薰华的学术研究成果大多是50岁以后发表的。感慨于时光如白驹过隙，他把点滴时间都用在研究和教学上。年过八旬之后，他仍关注社会热点问题，视线一直没有离开他所关心的人口、土地、资源，以及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著作等身，笔耕不辍，并时有新作问世。2015年，他以95岁高龄发表文章《人口法制与依法治国》。

　　朱民在任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期间，有一次回国拜访张薰华，已经八十多岁的老先生仍滔滔不绝地跟他讲了半个多小时的人口经济学理论，这让朱民“大为惊讶”。

　　更让学生们惊讶的是时隔多年，张薰华与夫人宁荫仍住在第九宿舍里上世纪七十年代建造的一间六七十平米的老房子，一住就是将近四十年。其间，复旦教授的住房待遇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建起了不少四房两厅的“博导楼”，可他与夫人却一直住在显得简陋而陈旧的第九宿舍。

　　“淡泊名利，宠辱不惊”，是这位老人一生的写照。80岁以前，他到市里开会不愿叫出租车，而是换乘几辆公交车赴会，常年吃的是“粗茶淡饭”。曾经有一位学生在他们家体验过“粗茶淡饭”的味道，从此之后，“再也没人敢去他们家吃饭了”。老人却乐在其中，还自豪地告诉学生，他长寿的秘诀之一，就是简单生活加上坚持锻炼。

　　张薰华坚持原则也是在复旦大学出了名的。他最反对请客送礼，在七十寿辰时，不少学生送上贺礼，过后他却璧还原主。八十华诞时，他屡次专门关照：不要送礼品，不要突出生日，把庆典的主题定为他担任名誉主任的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揭牌及环境经济学术讨论会。平日里学生们去探望老师，已经养成了空手的习惯。

　　他至今缅怀在新中国建立之前领导过他、已牺牲的地下党员。他对青年人说：在革命战争时期，那一代热血进步青年总是激情满怀，为追求真理、解放全中国，抛头颅、洒热血。我们现在的江山确实是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作为幸存者、后来人，如不能把社会主义建设好，愧对于英烈之魂哪!

　　这一席话，揭示了张薰华治学与做人的精神动力。

　　今年春节，老人因身体不适，住院至今。最近，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带领张薰华的学生们一起去医院看望他。躺在病床上，老人气色不错，甚至“比之前还圆润了一些”。

　　近百岁的老人记忆力已经大不如前，有些面孔，他已经想不起名字。当来人问：“还记得我是谁吗?”他会不紧不慢地巧妙回答：“有朋自远方来”。

　　当问起当年地下党的工作时，老人却只字不提，在他的脑海里，这仍是“党的机密”。

　　当收到花束时，晚年一直从事环境经济学研究的他认为花花草草也是生命，是自然生态中的一部分，并叮嘱“下次一定不要”。

　　如果暂时忽略掉他波澜壮阔的人生经历、身上的耀眼标签以及他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躺在病床上的他，看上去简单淳朴、和蔼可亲，就如同你见过的任何一个普通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