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影《菊豆》《集结号》到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国知名编剧、作家刘恒尤其擅长书写在平凡生活中闪闪发光的“小人物”，带领观众从另一个视角回顾历史、体察人性。2009年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的刘恒首部话剧作品《窝头会馆》也是其中代表。

今年，由张国立执导、郭德纲和于谦主演的“龙马社×德云社”版《窝头会馆》全新亮相。刘恒接受《中国新闻》专访时表示，如果他描绘的小人物能在观众的精神世界里留下一丝痕迹，那就是莫大的荣耀了。

2019年，刘恒参加乌镇戏剧节的交流活动。(受访者供图/《中国新闻》报 发)

【“大家‘彼此咯吱’够了，还得静下来掂量掂量道理”】

记者：与北京人艺的《窝头会馆》相比，龙马社携手德云社的版本有什么其他变化?

刘恒：除了编剧和剧本相同，其他什么都不同。剧本也不完全相同，根据演出需要和张国立导演的舞台判断做了微小调整，效果不错。其实还有一点特别相同，就是人艺的班底和德云社的班底具有一致的敬业精神和非凡的艺术才华。如果不抱偏见，大家一定会在舞台上见证这一点。

最吸引人的不同都在演员和导演身上。所有不同和相同都有实实在在的意义。时间流逝，舞台之外已经是新的月份了!

记者：人艺版的豆瓣评分高达9.2分，是否给新版带来压力?

刘恒：反正我没压力，那9.2分总不能没有我的份儿吧?德云社在舞台上摸爬滚那么多年，这点儿压力算什么?再说了，凡敬业的人都是惯于给自己施加压力的主儿，不敷衍，咬住了就不撒嘴，关键是还特别聪明，这种人干不成事儿天理不容。一般来说，愚蠢的人干什么都没压力，因为他连上下左右都分不清楚。这么说吧，干活儿的都有压力，不干活儿专给干活儿的挑毛病的人最没有压力。所以，压力挺懂事儿的，会挑人。

记者：您如何看待此次相声和话剧的跨界合作?

刘恒：艺术的跨界合作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化学行为，你不知道哪个元素跟哪个元素一搭配，就冒出个出乎意料的(效果)来。台下的观众都有眼睛也都有耳朵，看不出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没关系，看个热闹也不吃亏吧?真诚、哀伤、善意……都藏在台上，那是给知音准备的，糟蹋不了。德云社的“粉丝”是相声的知音，我希望他们成为话剧的知音，希望他们看完德云社之后再去看看人艺、国话(国家话剧院)和大剧院的演出。

还有一小不点儿的希望留给我自己——希望从“九牛”的“粉丝”里边儿揪“一毛”成为我的知音，去买我的书，读我的小说和剧本，看那些跟我有关的电影、电视剧、话剧、歌剧……这次跨界合作最不值得期待的就是这个渺小而自私的念头。

记者：在您看来，当今的话剧市场是小众的狂欢，还是大众的繁荣?

刘恒：小众是明摆着的，狂欢可真算不上，顶多是微醺。真正的狂欢都在抖音里呢，那是属于大众的，而且也谈不上大众的繁荣，说“大众的堕落”不合适，说大众“撒酒疯”也不厚道，说那是大众“彼此咯吱、自我咯吱”不能算骂人吧?总之，大众图乐子想舒服天经地义，但是狂欢得有够。人静下来，还是得琢磨琢磨事情，掂量掂量道理。

灯光一暗，大幕徐徐拉开，他演着你看着，他说着你听着，笑着哭着都不耽误你想着，你想的那些东西绝对是用钱换不来的宝贝!不信你就坐到剧场里去试试。看别的你能得什么我不管，看《窝头会馆》、看张国立、看郭德纲、看于谦……亏待不了你，至少噎不着你。

《窝头会馆》中的郭德纲(右)和于谦。(龙马社供图)

【“主旋律本身不是鲜花，优美的主旋律才是”】

记者：您编剧和监制的影片《你是我的一束光》今年2月上映，有人评价称其是文艺片包裹下的主旋律电影。对此，您是否认同?

刘恒：怎么说都行，从不同的角度指证一个对象，总有这个那个的道理。我不纠结于评价准确与否，我比较在乎作品内在的真诚和善意能否被感受到，能否产生相应的精神效果。

市场神秘莫测，观众也是神秘莫测的，接受市场的筛选是必然的结局。主旋律本身不是荆棘，也不是鲜花。艺术也不是。只有优美的主旋律和优美的艺术才是鲜花。《你是我的一束光》是一朵小小的山花，在知音的眼里和心里光彩夺目芳香四溢。所有为她付出心血的人，将永记她的朴素和优美。让我说句孤芳自赏的话吧，没有看到她的美，你们亏大了。

记者：近年来不少主旋律影视作品收到了市场的热烈反馈。您认为这些年主旋律影视剧的叙事模式有怎样的变化?为何能抓住观众?

刘恒：生态环境的变化决定了这个环境中生物的成长和变化。有一个基本条件不会变：优秀的产品必定出自优秀的制作者之手，充满智慧的作品必定来源于非凡的智慧，优质资源的聚集也必定来自于促成这种聚集的强大的力量。

如果拿武器比拟作品，有些项目是冲着造原子弹去的，粗糙一点儿没关系，只要炸了就了不得;有些项目弄的是土造手榴弹，在弹壳上雕出花儿来也没用。所以，“鄙视链”是存在的，下场的玩家得瞧好自己的位置，选准投掷的目标。

【“心情越不好，灵感越来劲”】

记者：作家与编剧这两种身份的创作体验有何不同?

刘恒：这两种身份的不同，不会大于也不会小于相声和话剧的不同。都是支配文字，都来自于人生经验，都靠对人物的立体想象在纸上虚拟喜怒哀乐，所以面对的困境和难题也是一样的。

至于不同之处，是表达的过程和终点。小说写完了，过程是印刷，终点是书桌、床头或图书馆。剧本写完了，过程是剧组的一系列行为，终点是剧场、银幕或荧屏。作品一旦不朽，书还是书，再版也还是那些字。剧本则由完全不同的人在导在演在制作，有可能面目全非。我希望两种便宜都占着，前提是得不朽，“窝头”要是搁着搁着就馊了，那就没办法了。

记者：有评论家认为，您的作品一直在关注小人物，小人物的生活困境，他们在大时代的悲欢离合。您是否认同?

刘恒：因为我就是小人物。我的亲人们都是小人物。其实，从大的历史格局来观察，绝大多数人都是小人物，都会像砂砾一样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我们用文字描绘他们，如果足够精彩，能在人类的精神世界里留下一丝痕迹，那就是莫大的荣耀了。

如果生命和文字最终泯灭无痕，也必是应得的结果，没什么可抱怨的。我不能因此就认为所作失去意义了。文字是我的精神伴侣，我会与她同欢喜共存亡，这幸福无以言表。

记者：您的下一部作品会是什么?您还有没有一直想写、却因为各种原因搁置的题材?

刘恒：不好说。还没写呢就拿出来说，对作家是很忌讳的事儿。雄心还有，但是底气不够。我曾经开玩笑，老骥伏枥，志在蹄下。这样比较安全。岁数在那儿呢，老想着往天上飞，下场瘆人。

疫情没怎么影响写作，但是影响了心情。好在影响心情的事情大大小小很多，何况写作不怎么在乎心情，它更在乎灵感。而且，有时候心情越不好，灵感越来劲。

可惜大多数时候都找不着灵感，我觉得灵感可能讨厌上岁数的人。连老太太都喜欢小鲜肉，有什么办法?我只希望一旦灵感出现在面前，我一定要牢牢地揪住她，向她发誓我的笔绝对不会辜负了彼此。我热爱写作，这是我真实的心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