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厅里的电视开着，里面放着热闹的晚会，一个头发灰白的老人坐在沙发上，翻看着桌前的资料。这是新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石兴邦，八十多岁时在家工作的场景。

晚年的他爱热闹，总喜欢通过电视“制造”点儿动静。但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却是在远离城市的郊外，与寂寞为伴。挖开一方又一方黄土，一点点扫去古老遗迹上几千年的泥和灰，小心翼翼地提取出陶片、骨针。

原野的风吹皱了他的皮肤，常年顶着日头作业让他变得黝黑，拿洛阳铲的手堆出层层叠叠的老茧，石兴邦为考古奔走了几十年，在新中国考古史上描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他曾经主持发掘西安半坡、临潼白家村等重要遗址，组织实施周原、咸阳、杨家湾、雍城、秦始皇陵与兵马俑一号坑等重大考古项目。从重大项目的发掘到田野工作的布局，从学术机构的创新到学科体系的完善，再从硬件设施的改善到人才队伍的建设，他都有参与。

其中，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可以说是石兴邦的“成名战”。当时他只有三十出头，就领导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史前遗址的大规模科学发掘，促生了我国首座遗址类博物馆——半坡遗址博物馆的诞生。半坡遗址的考古成果被学界称为中国考古的“半坡范式”，这是中国全景式聚落考古的开端，是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他曾说过，要为考古事业奉献到最后一刻。“我石兴邦没有资格退休，也从来不会让自己退休。”

2022年10月21日，石兴邦在西安家中去世，享年100岁。他“退休”了。

石兴邦八十多岁时在办公室里伏案工作。受访者供图

结缘考古

石兴邦与考古的缘分，始于他对张骞出使西域那段历史的向往。年轻的学生一腔热血，想到边疆去建功立业。

但当时，能一直读书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普通人家支付不起学费，动荡的中国也安放不下一张课桌。1923年，石兴邦出生在陕西耀县石柱乡的一个村落。这里偏僻贫乏、水源奇缺，农民看天吃饭，过得很是穷苦。

石兴邦的孙女石喻涵回过一次爷爷的老家，“只记得开车进村后拐来拐去，到了一片看起来废弃已久的荒地。不远处一座长满了野草，似乎快要倒塌的房子，就是爷爷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它是那么破败，我已经完全想象不出爷爷在那里生活时的场景。”

在石兴邦的记忆中，幼时家里有羊有地，多的时候有一百多亩地，租给佃户，但日子还是过得紧巴巴——父亲舍不得吃穿，积蓄都用来买地了，佃户常常因为收成不好，交不上地租。但大字不识几个的父亲却支持他读书，读到哪，供到哪。

石兴邦上了村小，上了高小，进入西安省立一中，又念了高中，最后考上了中央大学边政系。名字由奶奶给取的“勤学”，改成了动荡年代对国家的愿景，兴邦。

一路求学，石兴邦遇到了很多名师大家，让他受益终身。在西安省立一中，他学唱了第一首现代歌曲，“关学重实践，驷驖美秦风，好青年，好学生，远道任非轻”，这首校歌直到晚年还被他唱起；他师从书法颇有名气的茹卓亭，书法从此成了他一生的爱好；高中时期，他很喜欢张骞出使西域、马援征讨交趾的故事，大学时坚定地选择了新开的冷门专业边政系，憧憬到边疆去建功立业。

可惜，他大学终究没有读完。时代的浪潮裹挟着石兴邦前进，由不得他选择。抗战胜利后，中央大学由重庆迁回南京，却在石兴邦大学快毕业时，取消了边政系，因为战乱时期师资流失得太严重了。

新中国成立后，石兴邦报考了浙江大学做人类学研究的吴定良的研究生。到浙大读研后，石兴邦又遇到了考古学家夏鼐，他对在实践中学习更感兴趣，于是转到夏鼐门下读研，从此将考古作为了一生的事业。

年轻时的石兴邦。受访者供图

发现半坡

选择考古，就意味着工作中有大半时间都要在野外工地度过，灰头土脸，条件艰苦，可能还会面临危险。

石兴邦这才刚刚开始。1950年，夏鼐被邀请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担任副所长，石兴邦也跟随他前往，在所里任职。到了北京，他先在所里恶补实地挖掘的知识，临时抱佛脚。去到工地，他发现那些打下手的技术工人都是他的老师，人家的发掘经验都比他丰富多了。

与此同时，他也没少听所里的老先生们讲考古故事，梁思永说他年轻的时候独自一人在蒙古草原上遇见了盗匪，背着东西被他们撵了几个山头，后来因为过劳患上了肺病，夏鼐更是在野外被人抢劫过。

很快，他就亲身感受到了考古究竟有多苦。有一回，好不容易做了牛肉包子，工地上却没有水洗手，大家拍拍手上的土就抓着包子开始吃，结果害了寄生虫病。还有一次，直接闹出了人命。当时没有车，也没有什么称手的交通工具拉工地上的设备、出土的文物和挖出的泥土，全靠肩背手扛，一个工人挑着一百二十斤的泥土，突然猝死了。

认土，学习使用洛阳铲，他一点点上道了。到1953年，石兴邦已经可以自己带队进行实地发掘。就是这一年，他阴差阳错地和后来惊动考古界的半坡遗址“偶遇”了。

在石兴邦眼里，半坡遗址的发现很偶然。但运气背后，也离不开他的专业和细心。那时候交通工具是稀缺资源，出行主要还是靠脚，动不动就要走几十里路。一天中午，石兴邦在乡间走得脚疼，随意坐在了一个土坎上。一抬头，他看到河对面地势较低的土梁上出现了一段整齐的断崖。

考古工作者的敏锐告诉他，这个土梁下可能有“东西”。他走过去仔细观察，判定这是人为取土所形成的断茬，用镐头敲一敲，就发现土层里有不少小陶片。他拿起一块陶片打量，惊喜地发现这是古人精心打磨过的陶具碎片，很可能来自他们打造的生活用品。

回到所里，石兴邦立刻把发现写成了报告。第二年，西安半坡遗址正式发掘。

这个废弃的古老村庄，地下保存得非常完好，似乎一直在等待与有缘人的相遇。石兴邦记得，距离地面不到两尺，就发现了一座完整的圆房子。一个房子下面摞着一个房子，那时候，房子倒塌后都是在原址上继续建的。

他们还挖到了一些装东西的罐子，打开发现里面装着谷子，只是没有米瓢了，只剩外壳，风一吹就能飘起来。还有半坡人使用的装饰品和骨针，这些保存完好的生活场景，栩栩如生地呈现在了考古队员眼前，一个距今6000年的古代人类生活遗址逐渐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

此后3年，石兴邦先后主持了5次较大规模发掘，总计发掘面积1万平方米。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发掘出完整的史前人类遗迹，被认定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母系氏族聚落遗址。

石兴邦曾回忆说，“那一年，我三十一岁。一个年轻人，仅仅积累过几年的田野实践，就让我运气这么好，能和自己的先祖们做这么多对话。这也是在日后六十多年间鼓舞我努力做好考古事业的精神支柱。”

1958年，西安半坡博物馆开放，石兴邦后来多次重访故地。石喻涵记得，爷爷八十多岁的时候还去过一次，腿脚已经不太利落了，只能坐在轮椅上。走到还原半坡人生活场景的展区时，他硬是扒着栏杆站起来了。“爷爷手里拿着一根拐杖，指着展区给我介绍，这也许是我离他研究成果最近的一次。”石喻涵说。

当时有不少游客认出了石兴邦，石兴邦很高兴，指着展区对他们说：“你们可要好好看呀，这都是好东西。”

晚年的石兴邦在公园。受访者供图

培养后辈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石兴邦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工作也几经变动。他先后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任职。简陋的窑洞里，尘土飞扬的考古工地上，石兴邦培养了不少后辈人才。

今年已经79岁高龄，依然活跃在考古一线的考古学家李毓芳曾经跟随石兴邦发掘杨家湾汉墓，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正式参与考古发掘工作，在这里他们一起度过了六七年。

见面之前，石兴邦对她来说，是书本上响当当的名字，很难和眼前这个平易近人的“老石”联系起来。李毓芳一直记得在窑洞里第一次见到石兴邦的样子，他中等身材，身高1.7米上下，上身穿着灰色中山装，下身是一条军绿色裤子，两条裤腿挽了半截，脚上蹬着一双绿色军用鞋。

杨家湾汉墓的墓道深24米，宽40米，当时墓道已经在发掘中了，墓室还没有动工。石兴邦让李毓芳负责两个陪葬坑的发掘，嘱咐她细致点儿，好好干。

考古工地在二道塬上，从他们办公和生活的窑洞过去，要走五六里坡路，一天来回四趟，至少二十里路。每天，他们要在工地上工作八小时，晚上回去后还要抓紧整理白天发掘的内容，写成报告。

石兴邦一直和队员们同吃同住，凡事都亲历亲为，五十多岁的年纪干起脏活累活也从不犹豫。这是李毓芳最佩服的一点。她还记得，老石定力很强，经常戴着顶草帽，一只耳朵上别着铅笔，一只耳朵上别着橡皮，坐在小马扎上，在米字格的纸上画出土的陶盆、陶罐，一坐就是半天。

不管是画画，还是其他考古技能，他都手把手教给年轻人，从不藏私，但也要求严格，眼里揉不得沙子。他教李毓芳用嘴吹去陪葬坑中马车上的泥土，然后再用竹签子和小刷子小心扒拉上面的浮灰。“天天用嘴噗噗地吹，一天还行，长此以往谁受得了？我吃饭睡觉，两个腮帮子都痛得厉害，但我压根儿不敢放松。”李毓芳说，老石不满意了也不会发火，“咳嗽四声提醒你。”

做得好了，石兴邦也毫不吝啬夸奖。“当时他总当着其他来参观的考古同行的面夸我，说我是北大毕业的，学习好能吃苦。他老是那么表扬我，我更有干劲儿了。“

这完全是苦中作乐。当时考古队的生活非常艰苦，住的窑洞里有数不清的跳蚤，老鼠直往人腿上跳。没有油也没有菜，每人每月只有4两油票，吃完了就去咸阳肉联厂买“汤油”，就是一些病猪被宰杀后，进行高温处理再冷却，表面就会有一层黄褐色黏糊糊的油；买菜则要到15里外的镇上，还经常买不到，李毓芳天天背个小菜篮子，抽空就在地里挖点儿苜蓿和野菜。

工作中严肃的老石，生活中却是一个和善的人。

他会带着礼物去看望远道而来的李毓芳的公婆，会允许特殊情况下李毓芳带着女儿工作，还帮她照看女儿。发掘结束回到西安后，两家还是邻居。石兴邦很赏识李毓芳夫妇，两人后来都跟着他调回了北京的中科院考古所。

“他是个好人。”李毓芳这么评价亦师亦友的石兴邦。

不想退休

石兴邦老了，糊涂了。从八十多岁起，衰老在逐渐蚕食他的记忆。

他还是闲不住。退休后，他回了老家“发挥余热”。89岁时，仍梳着背头，穿着年轻时就穿惯了的中山装，挎着一个帆布包，在包里装上一个搪瓷茶缸，每天匆匆忙忙去上班。

出门前，他习惯把帆布包甩到肩膀上，医生曾告诉他这样能治好他微驼的背，久而久之养成了习惯。陕西作家关中牛第一次见到的就是这样的石兴邦。

2011年5月，陕西省文物局启动了“知名考古专家资料抢救性收集整理”专项，旨在记录陕西老一辈考古学家的成长经历和学术生涯。石兴邦是老陕，口音很重，需要一位能听懂陕西话，并且对历史和考古有兴趣的作家来为他撰写口述史，关中牛接下了这个工作。

每次见面，石兴邦都很热情，笑呵呵地招待关中牛，但每次，关中牛都要重新介绍自己。石兴邦在渐渐失去他最近的记忆。

石兴邦人生的最后几年，他不记得老伴已经去世，嘴里还不时嘟囔着老伴的名字，满屋子找；他也叫不出自己孙女的名字了，却记得“这是咱家娃”；年近八十的李毓芳和丈夫没能再去看看他，只听说，“老石不认人了。”

但那些最重要的、有关青春的记忆和未竟的夙愿，还是清晰地印在脑海里。他讲述的那些陈年往事，每个细节都一清二楚。

他记得老伴张静波陪他一起吃过的苦，年轻时他为了工作东奔西走，是老伴一个人拉扯大了三个儿子，他一直希望老了之后能有多一点时间和老伴相守。也会过问孙女的学习，鼓励她多读书，虽然孙女早已过了求学的年龄。

更多的是讲述他的考古经历，西安半坡遗址、杨家湾汉墓、秦始皇陵与兵马俑一号坑、雍城遗址，每一处都留下过他工作的痕迹，这个拿了一辈子洛阳铲的人，手上堆出了层层叠叠的老茧。

他舍不得放下。关中牛记得，石兴邦说过，考古是他干了一辈子的行当，干着干着就觉得永远也放不下、干不完了，“如果可能，我还想再活一百年，继续做自己钟爱的考古事业。”

（新京报记者 彭镜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