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陈思诚监制，戴墨导演，张冀编剧，演员张译、李晨、魏晨、曹炳琨、王骁、张子贤等主演的电影《三大队》正在热映中。影片自上映以来已收获4.5亿票房，豆瓣评分高达7.9分。

电影改编自网易人间工作室深蓝的非虚构报告文学故事，讲述了一个关于正义、罪与罚的故事，刑侦大队队长程兵（张译 饰）带领的三大队在办理一起恶性案件的过程中导致嫌犯之一意外死亡，被判入狱。他出狱后依然坚持以普通人身份追踪在逃嫌犯……而漫漫执着的追凶路途，并非简单地歌颂英雄，而是展现了一群有血有肉的人。

编剧张冀最大的改动，是让现实中孤独的追凶路，变成了一支理想主义队伍热血的征途，虽然这场征途只是半程。而这个基于虚构的改动，也恰恰从更普世的视角为影片平添了另一份真实。观众通过共情每个普通人没能做到的坚持，从而更懂得了程兵为常人所不能的执着和这份精神的宝贵。

要演绎一群默契老伙计的故事，监制陈思诚找来了自己多年老友。张译、李晨与陈思诚自《士兵突击》结下深厚感情，之后也都参演陈思诚转型导演的《北京爱情故事》。导演戴墨则是自《北爱》开始与上述诸位结缘。当时他初入行，中戏毕业演过些话剧，第一次见识到剧组的规模看啥都新鲜又稀奇。他在剧中演配角也做副导演，之后一路在陈思诚团队中学习成长，执导了《唐人街探案》网剧中《玫瑰的名字》篇章，电影《误杀2》等影视作品。陈思诚将电影《三大队》的剧本给到戴墨之前，他刚刚拍完了刘慈欣同名小说改编的科幻剧集《球状闪电》。

看完剧本，原版计划休假的戴墨立刻订了机票飞回北京和团队开会，他至今记得对这个故事拿起就放不下的那份心情，“舍不得错过这个剧本，否则我一定会后悔错过了一个重要的作品。”

对于犯罪题材，身在陈思诚团队的戴墨早已有了丰富的经验，但电影《三大队》是一次不同的尝试，摒弃了他们擅长的悬念渲染与煽情反转。冷静克制的现实主义画风出现在“陈思诚监制”的电影里，这很罕见。

影片上映期间，导演戴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讲述一段“去英雄化”传奇的改编中，依然有真实、震撼人心的力量。

导演戴墨

【对话】

三大队其他队员是程兵的镜子

澎湃新闻：什么样的机缘下接到的这个项目。这个故事最初打动你的地方在哪里？

戴墨：接触这个项目的时候是去年，我刚刚拍完《球状闪电》从横店回到杭州，那个项目在横店拍了4个月，当时觉得很累很辛苦，本想着要去云南度个假，结果就收到监制给我发来这个本子。看完这个剧本以后，我立马就订票回北京了。

真是觉得非常喜欢，首先是这是一个很好看很成熟的剧本。同时我自己也好奇，程兵这个人真的存在吗，是编剧塑造得太好了吗？然后我又看到了深蓝老师那篇文章，了解到是取材自一线刑警的真实故事，由衷地对这个故事和这群人产生了敬佩之情。

你知道在中国14亿人口这么一个国家，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大海捞针，通过自己做各种职业，去摸排去调查，去找一个人，太难了。而且他决定要去找王二勇的时候，他可没想说这是12年后能完成的事儿。人知道一件事有一个时间期限的话，可能还要有一份期许，但其实没有时间期限，所以他真的是下了决心，要付出一生的代价去完成这一件事情。

这东西太好了，我舍不得错过，错过的话，我觉得我就是错过了生命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品了。

澎湃新闻：和之前的作品经验相比，不同的改编来源，创作方法和侧重点会有所不同吗？

戴墨：我第一部电影《误杀2》是一个纯类型片，很多时候你要去营造一种类型片的气氛，包括在拍摄手法和很多场景选择和戏剧的情节上，要把它弄得比较极致，让人看着可能刺激一点。

后来拍剧集《球状闪电》是一个大的科幻类的题材，很重要的一点是需要着力去建立一个世界观的东西。每个戏工作的方式方法都不太一样。

电影《三大队》是基于纪实文学改编，有真实的底色，一开始我们监制、编剧等主创一块开会的时候，也讨论过到底是要更偏向类型片，还是用更加写实主义的风格去完成。然后，我们觉得可能写实一点的风格，更适合这样的一个题材和故事，能够把更多的人物内心的东西和遭遇的事情，用一种半纪录式的、更贴近生活的方式，让观众代入到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的摄影指导董劲松，是比较擅长纪实风格以及肩扛摄影，摄影机很贴近演员的方式，也是我们团队的第一次尝试。

《三大队》剧照

澎湃新闻：对比原作的那篇文章，电影里三大队队员做的各种工作，其实都是程兵一个人做的，对其他人的构思和设计，是否也是从程兵的经历出发找灵感？

戴墨：冀哥（编剧张冀）对这个事情做的最大的改动，就是他一个人的追凶，变成了三大队一个队伍的事。这样的调整，最重要的是将个人的英雄化色彩给减弱了，这种去英雄化的表达，更增加了一种真实感。正是因为我们生活中像程兵这样的人太少了，大家身边可能没那么多个人英雄主义的东西，我们了解到很多警察，他们也是默默无闻地在保护着人民的安全。

至于大家的分工，确实是按文章里所写的程兵做的职业给合理分配了，让大家一起去寻找王二勇。所有这些职业设置的目的是什么？是因为他们要跟更多的人去接触。比如夜宵摊、环卫工、网吧收银等，都是因为人流量大，他去小区看门的原因也是因为能看人，去开出租车的原因也是，这是他们的终极行动线，要在人群当中寻找一个人，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没有丢掉这些东西。

澎湃新闻：好像除了程兵之外，所有的人都是现实主义，而电影里，放弃和坚持一样都是难的，是深刻和值得尊重的，怎么设计和刻画每一次的放弃？

戴墨：我们把一个人变成一群人，从功能上说，好像是群戏能显得比一个人的寻找来得更加丰富一些，会产生很多的兄弟之间的戏的化学作用，一个人如果要是追的话，可能会让这个片子变得枯燥。

但后来我们也渐渐发现，可能每个人的离别也更加反作用于程兵这个人。比如小徐为了爱情，或者比如蔡彬为了自己的身体，马振坤为了自己的家庭，廖健为了自己的孩子，他们都有各自的原因，因为他们首先都是人，人在生活当中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有各种各样难以舍弃的东西。我们没法苛责他们，这些理由恰恰能够更具体地说明程兵的处境，告诉观众，程兵到底为他的执着放弃了什么。

如果说每个人代表一样东西的话，小徐的离开是让观众意识到，程兵在追凶的路上，他放弃了自己的爱情，蔡彬代表的是健康，他停下而程兵没停下的时候，其实是程兵放弃了自己的健康，另外他放弃了他的家，他的孩子，放弃了赚钱的机会……三大队的其他成员是他的镜子。

那一刻，没有机器、没有灯光，他们就是“三大队”

澎湃新闻：《三大队》集结了很优秀的演员班底，大家都是很会演戏的演员，作为导演的工作是不是就非常省心？

戴墨：当然是更省心，因为这帮演员都太好了，而且他们在一起都互相合作过，这就造成了一种不用明说的默契，加上大家都很专业、很敬业，又都非常适合各自的角色，所以就不用怎么刻意去“塑造”。 我们第一天的第一场戏，就是夜宵摊从案发现场出来，三大队跟二大队有一个“过招”，就简单几句话，人物关系全明白了，这是新来的，这俩是烟友的关系，有人是插科打诨的，有老师父把新手保护起来，一下人物关系和人物性格很明确地建立起来。

我的工作可能更多的是处理群戏的关系，比如首先得把位置定好，比如说程兵坐这儿，师傅要坐他旁边，马振坤跟廖建要在一块坐着，蔡彬跟小徐在一块坐着，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坐法，不是别的坐法？这种戏跟戏的人物关系，是为戏剧效果服务的。从那个座位关系里就能看出，老蔡一直在保护着小徐，廖健和马振坤是会欺负小徐的，觉得他刚刚毕业，学的全是书本里的东西。

澎湃新闻：唱歌那场戏超感动，当时拍的时候拍了几次，是个什么样的情形？

戴墨：这场戏是重场戏，本来想多拍两次的，但是拍不了。已经杀青的李晨，知道有这么一场重场戏，坚持要晚走一天。当时戏里边有一桌，他们在喝酒，戏外边我们也摆上一桌，给他们预热助兴。

那天先是我和陈思诚监制、晨哥预热先喝上了，喝着、聊着培养感情，差不多到那意思了，我说“走！进场。”结果拍了一条之后，戏里边的喝酒劲就有点控制不住了，一开始还是大家说“多来点，找找感觉”，到后来得劝着说“少来点，不行了”。

那是不可复制的一场戏，好多都是现挂的即兴的表演，比如马振坤突然起身，气势汹汹地去亲了媳妇一口，其他人在外面瞠目结舌地竖起大拇哥。这种特别鲜活的表演，我们最后剪辑的时候都给保留下来了。

哥几个这些群戏，每次看我每次都很感动，有一些时刻，你会感觉到他们是跟三大队合二为一了，它很微妙，没法去解释，这东西挺神奇、很玄学。

唱歌的那一刻，我在现场，就相信那是三大队突然间从平行时空穿越到这来了，他们这几个人就长成这样，遇到了这个事情，在这吃饭喝酒聊天。

没有机器，没有灯光，没有什么拍戏、表演，他们不是演员，不是张译、魏晨、曹炳琨、王骁、张子贤，不是，他们就是程兵、蔡彬、马振坤、廖健、小徐，那一刻，那一刻我觉得他们就是合二为一了。

澎湃新闻：你自己的教育背景，早年做演员的经历，如何影响了你的创作观念和在现场的工作习惯？

戴墨：我是中戏毕业，毕业之后就做了几年的话剧演员，话剧舞台上那些年，我觉得对我现在做导演还挺有帮助的。虽然那会儿也是演员，但我们都是在跟导演同时在排练场一起工作，也会感到自己有非常多的创作欲望，在排戏的过程当中，学到非常多调度安排的技法。

像我的第一部电影《误杀2》，它是一个比较单一场景的事件，其实有点像戏剧，外面有一群围观的群众，里面是一个劫持现场，十几个人在同一个封闭空间的时候，怎么样去排演调度，又得有一个规定情境中，让人感到时刻会有危险。那种处理大的规定情境，并在其中在现场去排这个调度和人物之间的关系，这些东西是我从话剧和中戏的学习中积累下来的。

这次电影《三大队》，比较多的群戏，因为这次我们想追求一种真实的感觉，所以很多戏都是在真实的场景里拍摄，这带来一个问题是，拍摄的空间会很小，比如我们第一场案发现场家里，要塞很多警察，加上尸体摆放的空间之后，甚至都没地方给摄影机和灯光下脚的地方了。在那种狭小的空间里，安排演员的表演走位，让大家同时有自己的发挥空间，我觉得跟我多年话剧舞台的经验有关系。

追凶的过程，也是追寻自我

澎湃新闻：看到你在一个采访里提到有注意“不要自我感动”，但原本故事就是很容易感动，拍摄的时候怎么控制这个度？

戴墨：确实很容易感动，所以我们就不能再加入很多手法去渲染感动。我跟译哥交流的时候，也是达成一个共识，先别感动我们自己，而是通过人物，通过戏剧情节和故事推动，让感动自然发生。

整个拍摄都比较克制，镜头选择上是比较冷静，没有去过多的推拉摇移什么的，好像要强调一下某些情绪，或者过多用音乐铺垫渲染，这些都没有。

我们做了很多减法，甚至监制还提过这次完全不要音乐，后来觉得这样实验性太强太大了，虽然我们是想追求写实，但也还是一个商业片，还是要考虑观众的接受度。这次整个音乐的量，比我们团队的其他作品里的要少了很多。

但再怎么想克制，有时候到那个点了，情绪还是要让它抒发出来。比如译哥在公园里突然“找不动了”那场戏，他说他不想哭，结果到了现场，他在演的那一刻，剧本里是要发短信给前妻，他突然间觉得他发给前妻可能不太对，想不到发给谁合适，他就在那翻。

道具老师基于程兵应该没什么社交，他的通讯录人也没有很多，他翻着翻着就到头了，然后他还在那一直翻。突然间我发现他情绪有变化了，我就说“镜头赶紧往上上！”我要拍近景，我怕抓不着，就赶紧让摄影师去把他情绪给抓住，就拍到他很崩溃的那一幕。后来他自己还说“怎么突然间这样了”，连他自己也很意外。

澎湃新闻：同时那场戏，你也用声音的处理去解释了他内心的那种波澜，有一个从无声到有声的过渡，也很精彩。

戴墨：对，我想把旁边老百姓的气氛，用声音的一种方式注入到他的世界里。那场戏是他从看守所辨认完嫌疑人之后出来，他没有看到他自己想看到的那张脸，但出来看到了“破碎”的自己，他开始反问自己，怎么这么多年经历成这样，还把一个无辜的人给害死，我这样真的值得吗？阿哲的死，可能是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突然间走到了一个公园，我把那个声音从外界输入到他的耳朵里，突然之间有一个泡泡在他眼前飘了一下，他就顺势看到了旁边。他一下从自己的那个世界打开了，听到大家的欢笑声，跳舞的音乐声，小孩子们玩耍的声音，“生活”这两个字，一下子就输入到他的眼睛当中，让他意识到原来周遭的生活是这样，那我的生活在哪？那一刻，我觉得他应该问自己非常多的问题。我自己挺喜欢这种处理的。

澎湃新闻：怎么理解程兵这个人物，以及片中多次提到的“我执”？

戴墨：有一场戏是程兵来到马路上，看到了很多镜子当中的自己，镜子里的镜像有很多面，很多的镜像是破碎的，就像他的人生一样，除了这一件事情之外，他的很多面都碎掉了。在别人看来，他的人生是失败的，婚姻失败了，事业没有了，他跟女儿的关系也没有处理好，唯独在（追凶）这件事上他想要一个成功，所以他就选择了付出12年。

你说他偏执也好，或者什么也好，他就是这样的人，我觉得他在追凶的这条路上，丢掉了这么多世俗意义上的东西，他一定也在寻找他自己的自我。他肯定有很多的原因去选择追凶这条路，可以说是为了躺在冰柜里的受害者，也可以说是为了给他茶叶蛋的受害者的父亲、为了自己的师傅、为了三大队的荣誉，为了自己当时许下的承诺，同时他也想寻找到他自己。他在监狱里也一直在重复着问“我是谁”。所以完成了这次任务之后，可能他才真正地能跟自己有一次和解。

我最近看到很多观众在网上有各种各样的解读，很多都说得特别好。一千个观众心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有些解读的方向和创作思路不谋而合，这是一种与观众的对话和默契，观众能够懂创作者的表达，对于创作者也是很欣慰的一件事情。

用悬疑犯罪类的故事，探讨时代中的人

澎湃新闻：和陈思诚、张译、李晨也都是从《北爱》开始合作，看他们这么多年有什么样的变化？

戴墨：《北京爱情故事》是我参与的第一部电视剧，那个时候刚刚入行，什么都不懂，剧组都是第一次见。第一次发现，原来拍戏的剧组是那么多人一块工作，我那时候排话剧没那么多人，看灯光轨道什么的都觉得新鲜，看着哥哥们表演，就觉得他们真厉害。那会儿我和他们仨的对手戏都不多，捎带做一些副导演的工作。这些年可能是，“他们看着我长大，我看着他们变老”哈哈哈。

译哥这次长出好多白头发，但他一直就是一个对戏极为认真执着的人，到现在他的表演，我觉得已经“出神了”，对于人物的理解特别透彻，这次我觉得他的表演可以拿到一个表演类的非常高水准的奖项。晨哥，我觉得他也是演技更精进了，同时他的酒量也更加精进了。

当然，变化最大的是陈思诚导演，这些年我看着他从演员成为导演，又成为监制，成为电影的投资人，变成一个外界所谓的“产品经理”， 我觉得他是一个有特别大情怀的创作者。很多人看《唐人街探案》系列，觉得是一个纯商业片，是闹腾的合家欢喜剧，其实他一直是在自己的作品里藏着一种深刻的，包括“唐探”的时候，每一部电影它前面都有一段话，是和精神思想有关的，好多观众不太注意到它隐藏的东西，其实他是有大情怀的。另外我觉得，他的变化最大的地方是当了父亲以后，变得更加成熟和温柔了。

澎湃新闻：你自己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下决定从事这个行当的？又是从演员转向导演？

戴墨：我读中学的时候成绩不太好，那会儿老师甚至会给我们这些成绩不好的学生，发一些美容美发或者蓝翔挖掘机这种技术学校的招生简章。有一段时间也不知道自己未来应该去做什么，很迷茫。但我自己一直比较喜欢文艺，在班级里组织各种文艺活动，所以后来参加了艺校的招生，发现自己对表演特别有兴趣，就考了中戏。

后来毕业了，做演员的机会也不是特别多，因为没有长得特别帅，演技也没有特别好，恰巧有机会在陈思诚导演身边学习，他觉得我大学也学过导演，应该要多学习丰富自己。其实我从演员到导演的这个选择，一开始是相对“被动”的，是受了陈思诚导演的“鞭策”，他鼓励我去做副导演，在现场帮忙，又让我去学习剪辑，通过这些训练，进入到导演创作的道路上。

澎湃新闻：你也参与过“唐探”这样更重案情和类型的剧集创作，两部电影也都与犯罪题材有关，好奇这是你本人的兴趣和长处，还是因为刚好结识了陈思诚？

戴墨：我一直都很喜欢悬疑犯罪类的故事，我更想探讨的是人，其实更多的案情案件，有时候背后的那个人挺值得去讨论的，只不过我们通过悬疑类、犯罪类的题材去反映。包括平时生活日常里，社会类、法制类的新闻我都会格外关注，一些新闻事件会反映一个时代里特殊的个体或群体，我会在意他们是怎么想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