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诗贇：您主编的《世界剪纸艺术》即将出版，这是您带领自己在海内外的学生以志愿者方式译写编撰的两卷本图书，能否介绍一下图书的大致内容和编撰过程与方法？

乔晓光：两卷本的《世界剪纸艺术》分为欧美卷、亚洲卷，其中介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近20个国家、民族地区的剪纸艺术。图书以英语、法语、德语、乌克兰语、俄语、日语、韩语7种语言进行了相关剪纸材料的搜集、翻译与编写，历时三年。这部图书共计三十五万余字、一千多幅图片，展示了一个文明多元的剪纸艺术世界。

图书的编撰方法主要是通过文献田野的方法，从民俗学、历史学、艺术史、文化研究等多视角地寻找和收集资料，发掘、发现不同国家曾经的剪纸传统及其相关文化线索，同时对剪纸的现代形态也给予了关注。我们尽可能地搜寻不同国家相关剪纸专题研究的代表性著作、论文及图册，关注不同国家代表性的剪纸文化传统，关注剪纸艺术家及相关专家学者对该国家、民族或地区剪纸的研究成果。这套书的前期工作量比较大，一方面是搜寻材料查阅、翻译、编译，一方面是对各种文献材料的梳理研究和写作。

参加这部书写作的大部分是我的学生，他们正巧在欧洲和亚洲一些国家的大学读博士学位，因此有便利的条件查阅国外相关剪纸的材料，同时他们外语基础好，每人掌握一到两门语言，有一定研究能力和工作激情。其中大部分同学在中央美术学院文化遗产学系学习过非遗与民间美术研究专业，并获得了硕士学位。他们了解田野和学科研究方法，上过剪纸课，熟悉剪纸的基本实践规律，更重要的是大家有民间美术研究的热情和信念。所以，这样一个自发组织起来的志愿者项目，才能在没有任何经费的前提下坚定地开展起来。

右图：与磨坊的斗争  雷普索特作  1925年；左图：《德国童话I》中“睡美人”的插图 贝克曼作 1917年

编撰《世界剪纸艺术》图书这项工作自2019年初开始，近三年的时间里有一半的时间是疫情期，许多国家的图书馆关闭了，正常的生活被打乱，大家克服了疫情所带来的各种困难，努力地坚持了下来。对不同国家剪纸艺术的不断发现，也为疫情期的压力与焦虑带来了惊喜与慰藉，疫情的蔓延隔离开了世界，而我们对不同语言背景中的剪纸发现，使世界又悄然地连接了起来。对于每一位参与其中的同学来说，图书的编撰过程也是一个新领域的发现过程，充满了陌生与新奇。这确实是一个被忽视的领域，剪纸在任何国家几乎都是边缘的。但从艺术史的角度来看，很少有一类艺术物种能有剪纸这样跨文化的世界普遍性，剪纸与人类的生活有如此广泛的联系，这是值得研究与深思的文化现象。

不同国家剪纸传统材料的搜寻与发现，也是对剪纸新领域的学习过程，同学们尽可能地通过更多有价值材料的发现，梳理出这个国家剪纸传统的基本文化事实。互联网为材料的搜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互联网也是一种新的文献信息田野方式。同学们充分利用互联网的社交平台，去联络一切可能的线索和机会。远在法国的同学认识了印度剪纸的传承人，获得了关于印度剪纸的宝贵信息；通过发布在网上的旅行照片，我们再一次证实了东南亚地区剪纸的活态性，尤其是在佛教寺庙普遍使用金水剪纸模版进行墙面装饰的方式。

图书的内容主要是以艺术史和文化遗产的视野，以艺术专题研究方式的写作，介绍了不同国家剪纸的历史和基本文化状况，并对其作为艺术传统的一些基本内容也给予了尽可能的介绍，如纹样谱系、形式特征、民俗使用、文化象征、传承状况、现代形态等，与以往剪纸画册图书不同，《世界剪纸艺术》两卷图书强调以文化遗产的整体性视野，尽可能地深入发掘材料，发现不同国家比较完整的剪纸艺术情况。因此，这部书的特色是强调文献材料信息与图像材料的综合完整性，把专题研究的功能与作品图册的功能结合起来，做到真正的图文并茂。这部书的图片数量很大，图片内容非常丰富，比较整体地呈现了不同国家剪纸艺术的面貌，我们与特邀设计师合作，在版式设计上，也在探索艺术与遗产双重信息内容的图文呈现模式。

裴诗贇：为什么要编这样一部《世界剪纸艺术》的图书？这部书的现实意义有哪些？

乔晓光：在编撰《世界剪纸艺术》之前，我们对国外剪纸的了解是碎片化和陌生的，并不知道剪纸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世界文化现象，到目前为止，国内介绍外国剪纸的图书及文章也非常少。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天津美术学院的仉凤皋先生编写了《日本剪纸艺术》和《外国剪纸集》这两本图册，内容以外国剪纸作品为主。由于相关文化介绍比较简单，许多作品无法判断其具体的文化内涵，也不清楚是现代的艺术创作还是传统的图样留存，但在那样一个刚刚开放的时代，国外的信息寻找还是十分困难的，仉先生主编的这两本书在中国剪纸领域已经是最早的国际视野了。

奥田良一家正月装饰（宫城县气仙沼市）

后来我们在做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剪纸田野调查时，在云南边境地区，发现当地傣族传统剪纸和东南亚地区一些信仰小乘佛教国家的剪纸习俗有关系，剪纸都是在赕佛仪式中使用。我在昆明参加东亚国家的国际会议时，也了解到一些国家有剪纸，比如越南、菲律宾等。21世纪初，我在与欧美国家开展的文化交流过程中，得知在北欧、欧洲及美洲的一些国家也有剪纸，剪纸在圣诞节、亡灵节等传统节日中仍在使用着。在东亚文明圈中，韩国、日本的剪纸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国剪纸的影响，他们至今仍在日常生活中保持着活态的传统剪纸。还有生活在东北的满族、蒙古族在做民俗仪式时使用了剪纸作为道具，东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有使用非纸材类型剪纸的传统，如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他们有剪树皮、剪兽皮的传统，这是受到高寒地带物资匮乏限制和游猎生活方式影响的原因，生活在北欧的萨米人也有用桦树皮、鹿皮剪形的习俗，而信奉萨满文化则是他们的一个共同文化背景。

 伊丽莎白公主送给友人多萝西娅·班克斯夫人的小册子中的剪影作品，这一组所剪的是爱神丘比特的不同形象

在与世界不同国家的文化交流活动中，人们称赞中国是剪纸的原乡，作为已经成为世界非遗的中国剪纸应当了解世界剪纸的存在情况，应当从世界剪纸的视野来认识中国剪纸的独特性。目前关于世界剪纸的田野调查与基础研究或许还没有开始，这可能还是一个空白。中央美术学院三代人七十多年，围绕着多民族乡村里的民间剪纸展开了漫长而又深入持续的田野调查与研究。靳之林先生在其本原文化研究丛书《生命之树》中，已经以符号学的视野把陕北生命树剪纸与古代历史以及世界不同国家的生命树崇拜符号联系了起来，他试图发现人类深层文化意识的相通性。应当说编撰《世界剪纸艺术》的真正起因，是从中国民间剪纸研究开始的，民间剪纸作为一种活态的文明，其深层的生存文化意识连接着世界。

2017年至今的“丝绸之路古今剪纸研究”项目，也为《世界剪纸艺术》编撰工作注入了动力，带来了信心。首先，我们在丝绸之路古今剪纸调查与研究过程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如佛教文化，西亚萨珊王朝时期纹饰符号的影响，还有一些关联剪纸使用的丧葬习俗的变化等，都受到丝路上外来文化的影响，当然我们的文明也通过丝路向外传播，比如我们的造纸术、丝绸、陶瓷等。我们意识到中国古代剪纸的生成与发展，也是与不同文明的互鉴交流与文化传播融合是有关系的，对世界剪纸的了解与研究，也是在一个跨文化的与多元的文明背景中对中国剪纸的研究，中国剪纸研究需要这样一个跨越文化、民族、国家的世界性视野。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斯洛伐克的普雷索夫犹太博物馆（Jewish Museum of Presov）展出了印有犹太传统剪纸的纪念明信片和墙纸

世界上最早的剪纸出土于我国新疆吐鲁番地区，那是1500年前的南北朝时期，随后在甘肃的敦煌和陕西的陇县，考古又发现了唐代和五代时期的剪纸实物，中国确实是世界剪纸的原乡，但同时我们应当回答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即世界是否存在一个剪纸的艺术领域？它是什么样子的？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世界各地的传统剪纸又拥有怎样的活态文化土壤？不同国家的剪纸是各自独立的还是相互关联的？带着这些最基本的学术问题，我们开始了《世界剪纸艺术》的编撰工作。

《世界剪纸艺术》两卷本图书为我们展现了世界各地不同剪纸的基本样貌，提出了剪纸作为一种跨文化的现象，是一个具有世界普遍性的文化领域，当然还有许多未知国家地区的剪纸等待我们去发现，但这是一个重要的开始。这部书的现实意义首先启示我们有些文明物种，不是单一的，不是由中心话语权辐射传播而成的，剪纸的世界性提供了一个新的文明传播与生成的范式。油画是以西方和欧洲为中心传播的，水墨和诗书画印的传统是以中国为中心传播的，但这些传播在世界的分布和影响力是不平衡的，都有自己的局限性，都拥有各自的文化中心话语权，并不是所有的文明物种都可以实现跨文化的世界性分布，大部分物种可能是从某一中心不断向外输出和传播，不断影响外部和他者的过程。但剪纸不是这种情形，剪纸和民间习俗、族群信仰紧密相关。剪纸的传统发生在生活中，生活习俗中的剪纸有自身的文化禁忌，所以，剪纸因为不同国家及民族文化信仰的不同，在不同民族之间无法完成输出，甚至有着民族之间的隔阂，不同民族的文化禁忌限定了剪纸使用的区域范围和族群。虽然说中国是世界剪纸的原乡，只是因剪纸古老和传承的久远及其广泛的分布，使得研究者们并没有看到一个中国剪纸中心论的事实。

左图： 波兰剪纸 从“娃娃”中创造而来的竖直条纹，来自华沙周边；右图：安徒生的剪纸作品《为多萝西娅·梅尔彻尔（Dorothea Melchior）夫人作的剪纸》，单色剪纸，1874年，42X26.5厘米，安徒生博物馆藏

以人为本、以文化信仰为核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文化形制与功能和特定族群的民族身份与日常生活是对位的。剪纸这种文化形式被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共同使用，而且具有如此的广泛性，这种现象并不完全是文化传播的作用。剪纸是一个彼此关联、又相互独立的文化模式。这种现象启发我们，通过研究不同国家、民族的剪纸，观察其背后当地人们的信仰、心灵、情感、节日、时间意识、女性的参与等问题，来思索跨文化背景中的活态文化特性，思索艺术的本质以及人和艺术的关系等这些人类文明中最基本的问题。

《世界剪纸艺术》另一个现实意义，就是作为世界非遗的中国剪纸，应当为世界剪纸的发现与发掘做贡献，也应当把中国剪纸放到世界剪纸之中去更好地认识自身、认识世界。从世界剪纸看中国剪纸，中外剪纸跨文化的交流与比较研究，都是文明互鉴、共同发展的有益实践。因此，对中国剪纸和世界剪纸的研究，会推动中国民族民间美术艺术方法论和学术价值观的发展与完善，也会对剪纸的文化传播与艺术传承实践产生积极的社会作用。

裴诗贇：您刚才提到剪纸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性，一方面，很多国家普遍在传统民俗中使用剪纸，另一方面，剪纸和纸艺也出现在现当代艺术中。如此复杂的文明背景之下，剪纸为什么会存在这种普遍性？

乔晓光：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还需要一个深入研究的过程，目前，我们只能根据现有掌握的材料判断。通过目前对世界剪纸基本信息的搜集，我们发现，很多欧洲国家在农业时代，都有使用剪纸的习俗传统，这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剪纸这种文化方式和日常生活有非常紧密的关联，人类的习俗生活中需要纹饰，需要有信仰情感的载体。纸作为媒介，不仅仅有书写与印刷的功能，也有剪制纹饰和作为情感载体的作用。

纸的制造与普及是从中国开始的。我们传播的是造纸术，因为有造纸技术的普及，从而为世界剪纸的普及提供了基础，这是一个大家熟知的文化事实。另一个就是剪纸的工具——剪刀。剪刀的历史很古老，中国剪刀的历史可以追溯至铁器时代的汉代，那时是无轴的“8”字股和“U”字股剪刀。西方则可追溯至古希腊、古罗马和古埃及时代。但和今天一样的带轴式双股剪刀的发明是在罗马，传到中国的时间应当在公元900年左右。剪刀、刻刀的使用在世界许多国家比较普遍，尤其是凿刻的方式，说明非纸材的纹饰镂空方式很早就出现并得以应用了，这些因素都是剪纸得以普遍发展的基础。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南北朝时期的剪纸实物，其中团花形制的剪纸已经是成熟的剪纸类型，由于当时普遍使用的无轴式剪刀，只从纸的外部切剪的功能，无法从纸中间去灵活的剜剪镂空。因此，这些团花的剪制方法采用了折剪的技艺，团花镂空的剪痕明显多直线，纹饰几何形风格明显。但折剪这种古老的剪纸方式也是世界剪纸艺术中普遍使用的方法。因为这是完成纹饰重复连贯的唯一手法，也是最宜掌握和创造纹饰最简便直接的方法，在北欧我看到孩子们还在用折剪的方式铰雪花和圣诞树；在河西走廊的乡村，我看到乡村道士仍在用折剪的方式制作丧俗道场中使用的剪纸，折剪这种传统技艺已经流传了千百年。心、手与剪刀和纸，这也是人类剪纸艺术的共同起点。折剪已经成为世界剪纸艺术中最普遍的共有技艺，我们回到艺术中人的身体，回到人的日常艺术思维，许多艺术物种的相通性并不都是来自传播的方式，许多文化的相通性就来自人类自身，艺术实践的身体感，艺术实践的思维性，还有人与自然在生存与生命本能方面的同构现象。

在《世界剪纸艺术》的编撰过程中，我们从中梳理出具有普遍性的四种类型：第一种是在信仰仪式和宗教仪式中使用的剪纸；第二种是在节日或习俗活动的公共文化空间中使用的剪纸；第三种是人生礼仪仪式中使用的剪纸；第四种是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剪纸。这四种类型的普遍性，反映了人类生存意识的相通性。在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比较早的欧美国家，传统剪纸已少有留存，比较普遍的大多是圣诞节时使用的雪花剪纸和圣诞树装饰用的剪纸，这些剪纸已经是激光切割式的批量生产了。而在北美的墨西哥和南亚的印度，包括东南亚的许多囯家，传统剪纸依然是活态的。靠近欧亚之间的乌克兰和俄罗斯地区以及周边的一些国家，剪纸保持着一定的传统性，也有现代剪纸形态的产生。在传统剪纸遗存丰富的地区，也是现代化进程相对滞后缓慢的国家，这些地方的剪纸其活态性、民俗性、历史性和民族性都保留得比较完整，这些剪纸的文化活态性，为我们认识理解世界剪纸领域提供了可能，世界剪纸的田野普查还远远没有开始。

卡拉·沃克的黑人剪影世界

在现代艺术当中，我们熟知的马蒂斯有很多剪纸作品，他作为后印象派和野兽派的代表人物，晚年的剪纸创作对现代艺术影响很大。童话作家安徒生在世时，也是一个天才的剪纸艺术家，他的剪纸拓展了传统单一的剪影式肖像类的形式，丰富了剪纸艺术语言的表现力。在日本东北部的乡村神社祭祀中还有剪纸的活态使用，韩国的济州岛也有以剪纸布置的萨满祭祀空间。日本、韩国都有现代剪纸和纸艺的艺术家，他们一方面继承和学习了本民族的剪纸，另一方面也大量吸收了西方现代艺术的元素，创造出有文化特色的现代剪纸艺术。但总的来看，尽管传统剪纸和现代剪纸的分布十分普遍，但是无论在哪一个国家，它所处的地位都相对边缘化，并没有成为被主流文化关注的艺术形式，也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文化尊重，对剪纸的田野与基础理论研究都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也希望通过《世界剪纸艺术》图书的编撰与出版，呼吁大家对剪纸的关注和研究。

裴诗贇：《世界剪纸艺术》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丰富多元的剪纸世界，其中对世界剪纸分布和留存情况的掌握是否全面？在编撰中有没有什么遗憾？

乔晓光：《世界剪纸艺术》这部书仅是一个世界剪纸领域发现的开端，世界剪纸的分布和遗存一定远比我们目前了解的要丰富和普遍得多。例如东南亚地区一些国家的传统剪纸形态保留着，还有印度、俄罗斯、格鲁吉亚、立陶宛、白俄罗斯、罗马尼亚等国家，我们都已经了解到这些国家的一些地区有传统剪纸的遗存，也有现代剪纸的形态，但因为时间及语言障碍的原因，还有项目经费的缺乏，这些研究还未真正的开始。

目前，由于图书整个编撰项目是一个零投入的志愿者项目，相关的跨文化田野工作没有能力开展，这是一个最大的遗憾。在日本的同学已经开始自费下乡调查，并确认了日本民俗剪纸的大概分布区域，后来由于突发的疫情，调查被迫终止。日本和韩国的学者已经意识到自己剪纸传统的价值，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虽然研究剪纸的学者不多，但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成果，其他国家的情况也大致如此，总有一些关注剪纸和民间艺术的人去做这方面的一些基础研究工作，像墨西哥剪纸，在美国的学者或艺术家对其关注的比较多，也有比较深入的研究，还有犹太民族的剪纸，有很少的一两位研究者持续深入的关注，其研究也非常全面。

当然还有一些国家我们还没有任何线索，比如中亚、西亚以及中东地区，由于战乱冲突和语言复杂的原因，我们很难了解到当地剪纸的信息。曾查到过线索，讲到阿拉伯地区的折纸历史比较早，古代西亚的萨珊王朝通过丝绸之路带来了许多影响，尤其在纹饰艺术方面，这些区域的剪纸情况还有待去了解。应当说遗憾是很多的，我们目前只能在掌握的几门语言及国外有限的区域中查阅材料，世界如此之大，我们不知道的比知道的多，就像钟敬文先生讲中国民俗的调查一样。图书的编撰过程也是不断发现遗憾的过程，这些遗憾需要后续有人专注、持续、慢慢地将这项工作推进下去。我们也应该意识到，生活中的剪纸传统远不是去了以后就可以得到那么简单，必须要融入当地的生活，了解当地的人和民俗，生活里的民间艺术，要像发掘埋在土地下面的果实一样，辛勤地寻觅与劳作，才能获得收获。我们在图书的最后，专门做了一个“不同国家已经出版的剪纸图书索引”，把不同语言搜寻到的代表性剪纸研究的图书辑录在一起，这样做的目的一是反映出世界剪纸研究的学术状态，二是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信息查询的便利。

裴诗贇：在中国，剪纸的传承群体绝大多数是女性，在国外是否也有这样的情况？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乔晓光：中国民间剪纸的传承主体是乡村妇女群体，剪纸也是古代女红的一种。在传统农耕社会，所有的衣食住行需求都得自给自足，因此女性从小就需要学习手艺，要学会织布、刺绣、衣帽鞋袜的制作，等等。因此，在传统的乡村社会男耕女织，女红手艺就是女织的重要内容。

剪纸的传承模式主要是家庭式传承，一般来说是家中的女性传给家中的女童，女红传承的时间多在童年期，这也是现代心理学认为的是儿童可塑性和模仿性最强的时期。女孩在母亲或者祖母辈女性的教授之下学会剪纸，等到女孩出嫁前，她首先要展示自己的手工艺品给婆家看，就是女红刺绣。在陕北，俗话说“生女子要巧的，石榴牡丹冒铰的”，对于婆婆来说，未来的儿媳妇是不是手巧，看她的刺绣是一个重要的判断，她们认为心灵手巧的媳妇娶进家，生的后代也会聪明。女孩的手工活，她的剪纸和刺绣成了人格品性的象征。

在田野调查中我们发现，在陕北窑洞上贴的窗花成为判断女人手艺最显著的舞台，新媳妇进门后，第一年窗户上的窗花，既展示了她的手艺，也反映了她背后娘家女人的手艺水平。在中国乡村剪纸的传承主体存在着文化性别的问题，陕北俗语曰“会生娃的就会剪花”。剪纸是女人必学的手艺，当然也有男性从事剪纸，比如作坊式的刻纸多为男性为主，如河北蔚县、温州乐清的刻纸就是男性为主，还有寺院道观中的师父们，也是男性制作法事使用的剪纸，等等。但是在传统的日常生活中，应对生活使用的剪纸还是以劳动妇女为主体。

在其他国家的情况是女性制作剪纸的传统也不少，尤其在东南亚地区，其他国家不像中国这样普遍，也没有中国这样明确的“男耕女织”的劳动分工，其实这背后的深层还包含着儒家文化“男尊女卑”的伦理观念。欧美国家的基督教文化、东正教文化，包括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佛教文化等，文化信仰的不同影响着生活习俗的差异，也影响着文化传承中的性別分工问题。从世界剪纸看中国剪纸，以乡村劳动妇女为传承主体的现象，是中国剪纸的重要文化特征，这是中国乡村女性群体为人类纸文明做出的伟大贡献，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乡村女性艺术学问题。

裴诗贇：除了剪纸之外，还有哪些民间美术类型也具有这种跨文化的属性？对剪纸这一非遗个案的跨文化研究，对其他类型的非遗研究有怎样的启示？

乔晓光：非遗跨文化的田野考察与文化比较研究还远远没有开始，但从世界不同文明的交流与传播来看，跨文化的非遗类型有许多，最常见的民间美术类型，例如木版年画、刺绣、竹编、陶器、泥玩具、蜡染等，包括干栏式建筑在东亚地区及亚洲，类似或相同的非遗类型是很多的，我们和周边的一些国家都有许多跨境民族，民族的关联性，也影响了民艺传统的关联性。在古代的地缘性文明发展进程中，文明迁徙和传播交流对生活造物传统带来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泰国水灯节上使用的各种形制的兰纳灯

中国古代的草原文化、稻作文化、麦作文化，包括狩猎和渔猎文化，这些不同的文化类型，都和相连国家有着密切的文化关联性，尤其是草原文化的游动性非常大。文明的传播从彩陶时代、青铜时代，一直到丝绸之路和近代，世界之间文明的传播交流一直在进行着，无论是通过官方还是民间，包括现在的“一带一路”，都在推动着人类文明之间的交流、融合与发展，甚至冲突的过程也夹带着文明的影响与传播。《世界剪纸艺术》的编撰使我们深切感受到对周边国家文化艺术的陌生与不了解，亚洲视野的文化遗产研究还远远没有开始，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亚洲国家间的文化蕴含着很深的关联性和相同的艺术类型，我们还缺乏一个整体的亚洲文化遗产视野。

亚洲工艺史的研究仍然是薄弱的，如果没有一个跨文化的脚踏实地走向生活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我们对工艺品背后的生活、历史、文化象征，都不可能拥有确切真实的了解。因此，一个可信的亚洲手工艺术史的书写，需要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合作和对话才能去完成。

21世纪后疫情时代的文明，正在迎来转折期，人类需要通过文明的互鉴、交流，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增进彼此的认识和了解，推进彼此共同发展。因此，通过对世界剪纸的研究，也是在呼吁和倡导其他的非遗类型和民间艺术类型，既要关注文明内部的整体活态性，同时也要关注与相邻国家或其他国家之间的关联性，“从世界来看中国”，这也是周有光先生提倡的一种当代文明的视野与胸怀。

裴诗贇：《世界剪纸艺术》有一定的艺术与文化研究价值，也有较强的普及性和可读性，图版内容非常精彩，从这个角度看，《世界剪纸艺术》雅俗共赏，它的读者群体应该是广泛的。能不能从公众的文化遗产普及或少儿美育的角度，谈谈这本书的意义？

乔晓光：《世界剪纸艺术》呈现了不同国家剪纸的文化多样性，让我们看到一个绚丽多姿的剪纸艺术世界，这其中有许多国家的剪纸对我们来说还是陌生的，这部书会为剪纸艺术爱好者带来惊喜，也为剪纸研究者和创作者带来新的文献材料和视觉启示。从公众化的文化遗产普及角度来讲，让公众了解一个比较完整的世界剪纸领域，这应该是互联网时代开拓文化视野、增强人类文明认知的社会需求，同时这对比较理解中国剪纸文化的独特性也是一个推进。同时，这套图书提供了一个比较丰富的世界剪纸图像谱系，也提供了不同国家不同的剪纸艺术表达方式，这为剪纸艺术的创作学习者，为高校美术学院的师生及九年义务教育教学中的剪纸艺术课，都提供了丰富的艺术参照。

《纸的对话》乔晓光与碧特的剪纸作品在英国泽西展览现场 乔晓光拍摄

在今天非遗传承和衍生发展最活跃的时期，剪纸还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的变化而不断的变化着，因此剪纸在现代生活中还存在着创新发展的未来。从少儿美育角度来看，《世界剪纸艺术》这部书会为孩子们的艺术实践带来许多新颖有趣的启示，剪纸作为一种心手互动实践的方式，非常适合儿童。

最后，希望通过这套图书，让更多的人看到剪纸的魅力，希望有一天能举办一个“世界剪纸艺术大展”，让世界剪纸艺术之花在中国绽放。也希望做一个真正的世界剪纸艺术主题的儿童夏令营，让孩子们来体验、交流、了解不同国家的剪纸，用剪纸讲好儿童自己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