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纷纷加入起义风潮。江苏的辛亥革命是从上海（上海当时归属江苏）开始的。接着是苏州、江阴、常熟等地。南京相对较晚，到11月8日才发生一打雨花台的战斗。此时汉口已经失守，武昌也岌岌可危，南京成为辛亥革命能否胜利发展的关键。

辛亥革命雨花台之役阵亡人马冢

武昌起义后的形势

武昌起义爆发后，设在上海的“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召开紧急会议，商讨策动上海、南京等地起义。

11月3日，上海率先发动起义。陈其美组织一支敢死队冲锋陷阵，攻打江南制造局。但其本人在战斗中不幸被俘，到4日上午，起义军拿下制造局，在厕所旁的一间房间里救回他，“同志们打开镣铐，放下发辫，他已经手足麻木，不能走动”。

之后，苏州、江阴、常熟、海门、通州，数日间，长江下游数百里战略要地相继被革命党人拿下。

南京，当时称江宁，连接吴楚，控扼南北，是中国东南的军事重镇和政治中心，如果攻克此城，必将造成极大的政治、军事影响。

但清廷在南京的力量很强，在城内外，驻扎着巡防军、总督署卫队、旗营和由江南提督张勋率领的江防军，共约20000人，统称旧军，大多盲目效忠清廷。只有新军第九镇（相当于师），革命力量较强。

1900年庚子事变后，清廷被迫推行新政，1905年在江苏建成新军第九镇，使用新式武器。但清廷没想到的是，新军成为革命的温床。江苏、安徽、福建等省很多有革命思想的知识青年报名从军。一些革命党人为了取得军权，纷纷参加进去。他们在新军部队里开展活动，吸收同志，发展官兵加入革命党组织。就新九镇来说，其核心人物，就是驻南京的第九镇十七协三十三标标统（团长）、镇江人赵声。

赵声先后吸收数十名第九镇中下层军官及南京江南陆师学堂等校的师生柏文蔚、冷遹等人加入同盟会，吸收的士兵更多。但在1906年12月清廷在血腥镇压萍、醴、浏起义后，加强对长江沿岸各省的防范。在严峻的形势下，赵声不得不离开部队，前往广东，柏文蔚前往吉林，其他人或云流星散，或隐身部队中，停止活动。武昌起义爆发后，第九镇中的革命党人与中下层官兵军心振奋，跃跃欲试，也图起事响应，但苦于无能人领导。

为策动南京武装起义，“同盟会中部总会”于10月25日，派遣柏文蔚、范鸿仙搭乘沪宁客车，前来南京。他们利用柏文蔚旧日的老关系，与新军第九镇官兵联系，制定计划，准备在10月31日举行起义。

但就在这时，两江总督张人骏对新军加强防范。他一方面给旧军增发枪弹，并下令调原驻防浦口的张勋江防军全部过江入城；同时下令收缴新军官兵的弹药，每人只留下卫戍勤务及射击训练用的3-5颗子弹。接着，他又下令第九镇新军于10月29日开拔出城，到南京城之南、离城约60多里的秣陵关驻扎。第九镇统制徐绍桢在无可奈何下，委曲求全，将驻南京各标营编成一战时混成协（相当于旅），约7000多人，于10月28日晚出城，29日正午抵达秣陵关扎营。柏文蔚的起义计划被打破了。

南京成为辛亥革命能否胜利的关键

新军出城，来到秣陵关后，官兵都被激怒，把刺刀、马刀一律开口，准备肉搏冲杀，恨不得立即奔赴战场，一显身手。在新军第九镇官兵被调往秣陵关后，南京城中更加混乱，张勋江防军关闭各城门，大肆搜捕、屠杀革命党人与一切可疑人员。

这时，武汉的革命军遭到清廷北洋军的猛烈进攻，于11月2日失守汉口，形势危急。作为首义之地的武昌一旦失守，必将给全国的革命党人以沉重的打击，甚至可能使全国的革命形势发生逆转。

在武昌的宋教仁连电上海的同盟会中部总会陈其美等人，要求上海与江苏、浙江地区尽快举义，以解武昌之危。南京成为辛亥革命能否胜利发展的关键。

在这危急之时，同盟会中部总会连续派遣陶逊、范鸿仙、柏文蔚等，到第九镇，对徐绍祯等高级军官，开展工作。第九镇官兵也不断派代表到镇司令部，要求徐绍桢“请速举事”。徐绍桢虽为清廷将领，但也早受到革命风气的影响，心早为之动。他在日本明治大学留学的儿子徐承庶也写信给他，说：“中国者，四万万人之中国，非一姓之中国也，与其忠于一姓一人，何如忠于四万万人。古之忠臣烈士，有杀身成仁者，其志在救国救民也，初非专为一姓计也”。徐绍桢决心起义。第九镇官兵被进一步发动起来。

11月4日之后，上海、苏州、无锡、杭州等地相继被攻克，宣告独立。消息传来后，徐绍桢认为“时候到了”。他一面派遣华彦云等人赴上海，找沪军都督陈其美，请求接济子弹；一面派人化装进入南京城，秘密联络旧军中的友人，动员他们做好起义的内应，约期11月8日夜间起义。

11月6日，第九镇官兵得到驻防镇江的第九镇第十八协官兵，将于11月7日起义的消息，大受鼓舞，纷纷请战。徐绍桢乃命令沈同午为前线总指挥官，率混成协，于11月7日午后1时下移营命令，11月8日袭取雨花台。

由于上海方面接济的弹药未运到，部队所剩弹药寥寥无几，徐绍桢下令，将子弹全部集中，发给中路进击部队第三十四标。但每人只发到了5颗子弹。

就在第九镇官兵决定于11月8日夜起义的前一天，11月7日夜，南京城内蓦然发生了苏良斌等人发动的起义，打乱了他们的计划。

苏良斌原是第九镇马标的一个排长，因故被撤职后投奔武昌。武昌起义爆发后，苏良斌作为武昌革命军政府的联络员，于11月3日派来南京，运动新军，响应武昌起义。苏良斌在南京城内，联络了巡防营与督署卫队的一部分人，准备在11月7日晚上起义。他派人送了一封信给城外秣陵关的第九镇新军。第九镇官兵接到苏良斌函后，知事不好，即着原人回信，仍约11月8日夜方起事。然而，回信人当夜未能进城，无法通知苏良斌。

于是，在苏良斌的指挥下，城中起义照常在7日夜进行。是夜凌晨3点钟，苏良斌以纵火放炮为号，督署附近卫队及汉西门之巡防营中的起义官兵，共约四五百人，误以为新军攻进城内，而同时响应。起义官兵力量太小，遭到张勋血腥镇压，战死大半。城内原来可作响应的军事力量，被各个击破，几乎给一网打尽。11月8日天明时，张勋下令紧闭南京各城门，挨户搜索，见了形迹可疑的人便杀，总计被杀者有700余人。

南京城清军进入全面戒备状态，增兵各要塞，固守雨花台等重地。新军第九镇混成协官兵不知南京城中情况，仍按原计划进行。8日午后，中路军先遣骑兵队，在队长李铎率领下，到达花神庙北端，遇从城里起义而被击溃退出之督辕卫队，误以为内应军队已成功，即令扬起白旗，由大路一直北进，为张勋江防营雨花台守军发现，立遭重炮轰击，幸好敌射手将炮弹打到了牛首山，未造成重大伤亡。骑兵队退至花神庙西侧高地。但第三十三标、三十四标官兵继续前进，从三面包围了雨花台清军炮台，展开战斗队形，猛烈进攻。

当时，张勋部江防军防守雨花台，统领张文生是个久经战阵的宿将。他先是以静待动，不作理会，等到新军往前冲锋、前哨就要接触时，突然下令集中炮火，作正面射击，两侧又以机关枪左右扫射，密如雨点，给起义军官兵很大的杀伤。

8日傍晚5时，沈同午才得到城内已先发难和溃败的消息，即传令只能夜袭，将各标营所有枪弹，全部集中给中路军三十四标，发给敢死队每人8颗子弹，战斗队每人5颗子弹。沈同午又命令各路军，集中攻击雨花台制高点清军炮台。

入夜，中路军进抵雨花台下，发起冲击，遭清军猛烈炮火压制，全标官兵肉搏挺进，伤亡惨重，在弹尽援绝、牺牲严重的情况下，誓死不退。前敌指挥官朱履先，挥动指挥刀，多次率众冲锋拼杀，均未成功。至11月9日凌晨1时30分，三十四标敢死队100多人，手持手掷弹，由金陵义冢，匍匐绕过敌堡后方；2时30分，至雨花台南麓200米处，顿发喊声，令不能禁，遭守军机枪猛烈扫射，只好退伏在田埂后隐蔽处，稍事整顿，复使强进，如此反复三次，先锋队队长唐有泰中弹牺牲。最后，第三十四标左翼之一部韩恢等官兵，决心与敌人血战到底，“尽脱装具，袒而前，攀登东雨花台，徒手夺其机关枪二门，辄以友军失联络，不能守。队官汉铭等四十七人死之”。

至11月9日凌晨5时30分，天将拂晓，中央纵队官兵已疲乏至极，不堪再战。总指挥沈同午见此情形，只得下令全军在大雾的掩护下，退往镇江。

关于这次新军第九镇官兵起义进攻南京之战，上海《民立报》1911年11月13日报导说：“计是役，马队伤亡十余名，三十四标死百余名，三十三标廿余名，炮标十余名，连工程、辎重，共计不下二百余名。而防军亦死亡一百余名。”

“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

秣陵关新军起义虽然失败，但是他们高举义旗、拥护共和的精神，振奋了全国人心。很快，上海“同盟会中部总会”联络江苏、浙江、上海各地区的力量，组建“江浙联军”，推举原第九镇统制徐绍桢为联军总司令，再次进攻南京，血战7昼夜，终于在1911年12月2日光复南京。

南京被攻克，使得长江以南各省全部为革命军所有，同时也鼓舞了武昌与全国各地革命党人的士气，稳定了革命军在汉口、汉阳失守后的战局，将垂危的清廷进一步推向覆灭。孙中山说：“后汉阳一失，吾党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

可以说，攻克南京是辛亥革命的重要转折点。武昌首义前，起义中心主要在东南沿海地区；武昌首义后，湖南最先响应，两湖地区成为反清的中心；而南京被攻克，让革命重心再次东移，从武汉转移到南京，为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奠定了基础。

南京被攻克后，革命军将新军第九镇起义官兵雨花台之役阵亡的200多位烈士及战马，合葬于雨花台东岗，垒筑成两座花岗岩围圈的人马土冢，树碑纪念，成为辛亥革命在南京的一处重要纪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