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诗人、散文家和文艺理论家的国文教员

——何其芳与中央党校

何其芳，原名何永芳，1912年2月生，四川万县人。他1931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辗转各地教书。1938年到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鲁艺文学系主任。1942年5月，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1944年随中共代表团到重庆，分管《新华日报》副刊。1945年8月至1947年3月在重庆做统战工作。1948年11月至1953年2月，在马列学院任国文教员、语文教研室主任。此后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等职。1955年6月当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77年7月去世。

从诗人、散文家到文艺理论家

何其芳少年时代即开始在当地刊物上发表诗文。大学期间写出成名作《预言》等一系列诗词。1936年出版的诗集《汉园集》和散文集《画梦录》让他声名鹊起。他深受新月派诗歌和英国唯美主义运动的影响，早期的诗，艺术性强，以其姣妍、圆融和精深见称；早期的散文，可以说是不分行的诗或者散文诗，也可以说是诗的散文，以刻意追求形式、意境的美妙，表现青春易逝的哀愁和带点颓伤缥缈的幽思见长。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接触实际生活中，何其芳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改以往柔美、细腻、雕琢的文笔，转向较为朴素、自然、明朗的风格。1938年，他奔赴延安，写下散文《我歌唱延安》，传诵一时。他在延安鲁艺期间，培养了一批作家、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他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引自己的创作和思想。他在《新华日报》上连续发表《谈写诗》，认为最好的诗的源泉，不是个人的哀乐，不是自然的美景，而是人民大众的生活与其斗争。他的诗和散文创作，在内容上从空想到现实，在形式上从雕琢精巧到朴素生动，从脆弱的艺术“预言”到强烈的革命梦想。诗集《夜歌》反映了何其芳这种思想感情转变的历程。在革命洪流中，何其芳从诗歌创作转向撰写文学评论类文章，通过评论来阐明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方向和创作方法。他积极参加文艺界的思想斗争和文艺战线上的大论战，经常进行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的研究，写了很多受到重视和欢迎的文学评论文章。

认真负责的国文教员

1948年11月，何其芳调至马列学院工作，担任国文教员。他的主要任务是为学员讲解文章的写法和修改作文。当时到马列学院来学习的都是有相当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文化程度达到能写文章或相当于高中毕业以上的水平。在马列学院，学员主要学习中外历史、马列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毛泽东思想与中共党史，并设有语文课，每个学期均须有作文的功课，以锻炼学员的政治和写作能力。国文教员的工作主要是上语文课，批改学员定期交上来的作文，并在课堂上进行总结，这看似简单，但要帮助缺少系统写作训练的学员提高写作能力和阅读能力，实际上需要花费很大的心血。

在马列学院，评改学员论文虽然繁琐，但何其芳甘之如饴。当年的同事回忆说：“其芳同志拿了几份他评改的学员的论文给我看，他在那些文章上进行了细心的修改，每一段都写了批语，末尾又写了总评，不但在观点上和分析问题的方法上，提出自己的意见；而且在文章的结构上，在段落之间的照应上，甚至遣词造句，都指出了它们的得失。其芳同志对每一篇论文所作的这样严肃、认真的批改，是对我上的极其宝贵的一课。这不仅指如何修改文章而言，特别是还包括了他的理论修养、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都是很值得我认真学习的。”

何其芳总结在马列学院当教员改论文的经验，强调说，古今中外，凡是文章写得好的人，大概都在修改上用过功夫。怎样才算修改的功夫够了呢？他认为标准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内容正确，一个是读者容易接受。要做到内容完全正确，除了个人的思想水平，在修改上还要采取谨慎态度，自己多用脑筋，加上向别人请教，对每一个论点每一个看法都不随便放过。要让读者容易接受，还得在布局上、逻辑上、修辞上再花功夫，才能够使文章的每一句、每一段、一直到全篇，一下子打进读者的脑筋。他撰写的《谈修改文章》发表在《学习》杂志上，可以说是一位文学家的经验之谈，更集聚了一位国文教员的理性思考。

何其芳作为国文教员的认真工作赢得了广大学员的高度认可。一位学员曾深情地回忆：记得我们的第一堂作文课，是写一篇批判阶级斗争观点的文章，何其芳同志是国文老师，他对支部108个学员的文章都认真看过，篇篇都有眉批，指出具体的疵病，最后有一篇总评，而且找每个人去面谈一次，几乎要占两三个钟头，谈得很细。他和我的一次谈话，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对我以后写文章启发不小。他说，你们的毛病有几点：一是文中结论式批判多，而不习惯于说理式的去论证，让道理去说服论敌，经常想用帽子式的马列主义语句压服人，这样文章看起来气势汹汹，实际上是经不住推敲的；二是在工作中做惯了总结报告文章，喜欢用一二三四的罗列，用优点、缺点、经验、教训的公式去套，不善于用轻松笔调将读者带到你的意境中去；三是文章展不开，架子紧得很，语句干枯，几句话就完了；四是文字上喜用八股式倒装句，因为马列主义词汇的意思没有消化，生吞活剥地运用上去，这样翻译式的文章就多了。中国文章倒用了西洋文法。何其芳的说法是有针对性的，因为这些问题在当时一些从事实际工作的党政干部学员中有一定的普遍性。

在马列学院的写作和研究活动

马列学院的实际工作虽然比较繁琐，大约每隔两个月评改40来篇论文，但还是有一定时间可以自由支配。何其芳曾说：我满意在马列学院做国文教员，有时间可以学习和写作。当1951年周恩来总理有意调他做政务院的文教参事时，他推拒了。他内心里是渴望写作和创作的。

何其芳在马列学院期间，写了一系列评论文章，并于1952年结集出版，定名为《西苑集》。集名为“西苑”，指的是马列学院所在地区。这个文集，是何其芳继《关于现实主义》后的又一个文艺评论集，也是他参与新中国初期文艺论争的论文合集，收入文章15篇，涉及新中国成立初期文艺运动的许多问题，见解独到，分析精辟，亲切生动，富有文采，引人深思。何其芳特别看重创作，心中有着很深的创作情结，他其实把创作作为衡量一个文学工作者成绩的标准，念念不忘他的“诗、散文、长篇小说”。在《西苑集》序的开头，他明确表达了进行专门文学创作的愿望：“为《关于现实主义》作序的时候……我是有一点用意的。我是想这样发表了我的意见以后，暂时停止写这类文字，集中业余时间去从事创作。”结尾同样是这类话：“一个从事创作的人，有时是必须也写论文的；然而就我来说，却是把创作荒废得太久了。我现在是多么渴望能够写出一些热情的作品，有思想的作品，可以让我不是带着惭愧的心情来献给读者的作品呵！”

在文学创作方面，马列学院时期，除了1949年参加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之后写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何其芳没有写作和发表更多的诗。不少读者写信希望他唱出新的颂歌。何其芳感到自己实在是欠了一笔“精神上的重债”。1953年11月，他在北京图书馆的一次讲演中讲到多年未写诗歌的原因：没有真正的感动，没有比较充分的酝酿，他是不写诗的，因为那样写出来的诗一定质量不高。他青年时代写过一些短篇小说，还写出过长篇小说《浮世绘》的4个片段。在马列学院期间，他打算以自己在河北省平山县土改时的生活为基础写一部3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并且动手写出了最初几章，因故没有持续下去。

在马列学院期间，何其芳还承担了其他方面的大量工作。他参加了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负责起草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会上，他负责会议的宣传处工作，被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会后，负责编辑《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他是新创刊的《人民文学》编委之一，主要审定理论和诗歌稿件。他还作为中国作家的代表，陪同外国作家到江南各地参观、访问；作为新中国的文化使者，到国外进行文化交流。

热情坦荡、宽厚温和的学者

凡是和何其芳接触比较多的人，都会觉得他心地坦荡，热忱率真，谦虚宽厚，温和平易。他的一位学生曾说：“和其芳同志接触多了，处处感到他的为人中有一个‘真’字在，他的洁白的、坦荡的共产党员的心灵，就像北京十月的蓝天那样明净，就像山涧的溪流那样清澈见底。”冯牧回忆道：“何其芳同志的值得钦敬的品质，更突出地表现在他的为人上，高尚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情操上，他是一个诚实的人，善良的人，正直不阿的人。他是一个习惯于以自己的火去点燃旁人的火，以自己的心来发现旁人的心的人。他的热情、坦荡、平易而温和的性格，使他能够融洽和谐地和各种各样的人们相处。和他相处在一起的时刻，也总会使人感到一种热情、温暖、纯洁的气氛。”了解熟悉何其芳的人，都觉得这样评价他是恰如其分的。

何其芳是党性原则很强的知名学者，在个人主观愿望和党的需要发生冲突时，他毫不犹豫服从组织安排。他对友人说：“从我个人的志愿来说，当然想搞创作。但是，我是个党员，党要求我当国文教员，我坚决服从。如果我能帮助老干部提高阅读和写作能力，在工作岗位上写出好的总结、报告或文章，这也算尽了我的责任啊！”他把主要精力都投入教学工作，搞创作、写小说，只能利用休息时间、节假日来做。每一项工作，他都恨不得把所有的精力和热情投入进来。他曾说过：“我宁可活得少些，也要为党多做些工作。要是浑浑噩噩地活着，就是能多活，又有什么意思？没出息！”

嗜书如命，聚书为乐。在马列学院时期，大家过的是供给制生活，每月大约有几元钱的零花钱，他把这部分钱和稿费收入都用到买书上了。每次从城里坐三轮车回来时，总带着几大包线装书。到文学研究所工作后，他家住东单，常去逛书肆买书回家。最后几年，他行动已很不方便，还常常跑书店，把买好的书分捆成两包，挂在手杖的两端，自己挑着摇摇晃晃地走回家去。他每走几步便要站着歇一歇，引得路上的行人都惊奇地看着他。

回顾何其芳的一生，可以说他是用行动践行了自己“我是命中注定了来唱旧世界的挽歌并且来赞颂新世界的诞生的人”的誓言。（杨大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