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大凉山的“寒门”学子陈时鑫:与“自卑”和解
陈时鑫将从南京大学毕业。受访者供图
“回望过去,求学十六载,弹指一挥间。从祖国大西南的阿普路村小学,到冕宁县第二中学,再到成都市石室中学,南京大学电子学院,我走了一条很长的路……”
6月17日,南京大学电子学院学生陈时鑫将自己的论文致谢发在小红书,他用“十星”这个网名,分享自己的学习干货和生活点滴。致谢中,他讲述了自己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故事。他是初中三年每天骑车12公里走读,冬天脚上长满冻疮的少年郎;也是本科四年获九次奖学金,直博香港中文大学的学霸。“大凉山娃全奖直博港中文”的话题很快冲上了热搜。
“十星”取自时鑫的谐音,他在一段文字中写道,“在西南的丘陵之间,偏僻的乡村聚落处,灯光暗淡柔软,每家每户的灯光汇集起来也照不亮偌大的夜,于是这里可以看见很多星星。但星星不说话,只在自己的位置上,淡淡发光。”
博主“十星”在小红书上的个人页面。图片来源:小红书App截图
卖泥鳅的孩子
新京报:你小时候的成长环境是怎样的?
陈时鑫:我的家乡在四川大凉山地区的阿普路村,我家就在山脚下,爬上山可以看到县城的全貌,县城被山包围着,山的那边还是山。
小时候印象比较深的是课余时间去抓泥鳅、摘茶叶、捡蘑菇,然后步行到县城去卖。一个八九岁的孩子蹲在菜市,卖自己的泥鳅或者蘑菇,赚一两块钱,作为自己的零花钱。
那时候我奶奶瘫痪在床,看病借了很多钱,家里有三个孩子在读书,也需要钱。小时候的成长环境让我觉得家里不富裕,我要自己赚钱,会比较自立。我读大学时没问家里拿钱,自己做家教、勤工俭学、拿奖助学金等赚取生活费。
不过现在家乡已经和当年不一样了,县城里面也建了很多高楼,感觉每回家乡一次,家乡就会陌生一点。
新京报:父母对你的教育是怎样的?
陈时鑫:我的父母都是初中学历,不太擅长表达。父亲经常在外地打工,见得比较少,但从父亲身上我学会了承担责任。母亲则留在家料理农活、照顾我们,母亲非常温柔。
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但一直有一种感觉,他们很支持我们学习,我还有两个姐姐,我们三个都读到了大学。
新京报:你什么时候意识到读书是件很重要的事情?
陈时鑫:我上学前就跟着姐姐们学习了,从小属于大人口中比较“乖”的小孩,包括做农活,插秧,同村的长辈看到就会夸我懂事。后来上学成绩不错,也受到了老师的肯定。当时我听到这些话是很开心的,现在想想可以理解为这是一种正向的促进,一直有人鼓励我,我就觉得读书是一件好的事情,我的努力受到了认可。
另一方面,我很喜欢读书,小时候在村里的图书馆看了很多名人传记,很佩服那些科学家,牛顿、爱因斯坦、霍金等等,那个时候就觉得,外面的世界很广阔,一定要出去看一看。
新京报:读书期间会有比较难的时候吗?
陈时鑫:我读初中时骑自行车去县城上学,早上带着星光出发,晚上又披着月色回来,一年四季都是这样,冬天的时候脚长满冻疮;夏天暴雨又打湿了全身。
广阔的地方,大有可为
新京报:什么机缘下去了成都市读高中?
陈时鑫:我中考时考了全县第二。当时一位老师建议我去参加成都市的外地招生考试。我就一个人坐大巴去了成都,考过了。
当时我很纠结,因为到成都读书要交一笔5000块钱的择校费,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一笔天文数字,再加上成都的生活成本肯定也会很高;反过来,如果在县里读书,我的成绩比较好,可能还会有补助,我就在犹豫。
后来跟一位老师促膝长谈了很久,他写了“海纳百川”四个字送给我,老师是希望我的胸怀更宽广一些,能容纳的事情更多一些。
我最终选择去成都市石室中学读书,这个选择也影响了我的人生轨迹。记得在去成都的路上,看着眼前的山,我就想起毛主席的那首诗,“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我当时抱着一种想法,离开了家乡,去一个很广阔的地方,大有可为。
新京报:到成都以后的读书生活是怎样的?
陈时鑫:读高中就在学校寄宿,一年只回家两趟,平时周末我就在图书馆度过。刚入学时,我也有一些心理落差。我发现很多同学在进入高中之前,已经补习过很多次了,甚至老师也会默认大家都有一定的基础。
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挑战,成都市和凉山州少数民族地区的教学质量肯定是有差距的。我听不懂老师的口语,就打着手电筒,蒙在被子里面背单词,早晨则借着路灯背单词。后来我的成绩就比较稳定了。
新京报:你考上了南京大学,一直没有放松学习。
陈时鑫:刚刚入学的时候只是延续了高三的状态,努力的习惯吧。发现不是上了大学就可以了,人生还有无数个坎等着我,比如绩点,我必须要一直保持学习的习惯。
我的一个大学老师和我们讲,你们考上南京大学,可能都曾是某某中学数一数二的存在,但是你们不要把南京大学当作你们一生中最高的顶点。
和“自卑”和解
新京报:过往的经历在你的身上留下了一些烙印。
陈时鑫:肯定会有的。比如,我在高中阶段,一直到大一、大二都会详细计算我今天花了多少钱,然后尽可能把每顿饭钱压到最低,去吃最便宜的食堂窗口。
坦白来讲,高中时我的心理落差是最大的,我当时看到城市同学的QQ空间,他们发周末去看最新的电影,或者说父母带他们去吃一顿火锅,他们吃一顿火锅就会花一两百块钱,那个时候我每顿饭可能只花8块钱、10块钱。我意识到了这种差距的存在,而且非常大。高一没有人看见的时候,我也会一个人在床上哭,默默地流下泪。
新京报:你在致谢中提到“巨大的城乡差距让我变得自卑”,你现在和“自卑”和解了吗?
陈时鑫:后来心态慢慢转变,在高中时和城市同学成为朋友,我发现大家都是很好的人,他们教给我很多东西,约我去他们家里做客,请我去看电影、吃火锅等等;反过来我成绩比较好,老师让我在家长会上分享我的经验,同学们也很理解我。
对于过往的经历,有些人会说这是一种痕迹,摆脱不了的。我自己的想法是不要害怕跟别人谈起这些,当我可以很自然的说出这一切的时候,我就真正跨过去了。这种烙印既是财富也是缺憾,正是因为有这种自卑,我才会努力去用成绩来证明自己。
新京报:这一路走来有听到什么不好的声音吗?
陈时鑫:会有一些,比如有人会觉得,你这么努力也很难在大城市立足,你的父母帮不了你之类的。我觉得,这些声音不必理会,你只能依靠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剩下的交给时间。
新京报:看你现在的照片,非常阳光自信。你除了成绩优异以外,还有很多兴趣爱好?
陈时鑫:对,我从初中开始学习书法。当时我用捉泥鳅,采蘑菇挣的钱去学书法,老师知道后就没收我的学费。
后来学弹吉他,有网友看到我弹吉他的视频,会说我花钱学习特长。其实不是的,县文化馆里面有免费教授吉他课,吉他也是买的二手,现在还一直带在身边。大三,我的成绩比较稳定之后,加入了学校的吉他社,认识了一些朋友,他们愿意帮我伴奏,帮我打鼓,我们之间就像一个小乐队,一起玩音乐,我很喜欢这种感觉。
南京大学有个“雨花斑斓成长计划”,面向全体本科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开展一些能力培养提升的培训课程,包括素描、油画、礼仪课程,甚至还有计算机教学,全部免费。我也学习过一点素描。
我觉得学校也希望同学们能够打开心扉。我们主动了,就会发现大学的很多资源或者说很多可能性,如果不主动,一开始就认为我是一个木讷或者自卑的人,什么都不会,最终可能会一直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
回归于平静
新京报:什么时候确定申请博士研究生的?
陈时鑫:大三吧,我发现寒暑假我在做家教赚生活费的时候,我的同学在考雅思、考托福,在参加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等等。我们之间好像还是有差距,我就去了解他们为什么要去留学,为什么要做行业交流,我也在慢慢思考自己要做什么,觉得自己还是想继续读书。
也有一种情怀在,我读博的方向是基础芯片设计。学习过程中我感受到我们现在的技术还有差距,我知道这种赶超并非一朝一夕,需要很多人前赴后继。我想如果能为国家芯片事业的进步出一份力,这会让我觉得我做的东西是有意义的。
我也受到了一些学长学姐的启发,向他们请教,朝着那个方向努力。我一路走来真的遇到了很多贵人,像我高中时的班主任,大学遇到的学长,如果没有他们,我可能会处在一种比较混沌,不知道朝哪个方向努力的状态。
新京报:这种帮助在你读书期间有很多吗?
陈时鑫:很多,有的人说我在网上上传的那份致谢中只感谢了自己,其实完整版的有老师,有各个学姐学长、还有同学,我觉得发到网上可能会侵犯他们的隐私,在网上只是简单提及了。
不仅仅是老师、同学的帮助,现在有很多针对家庭条件不太好的同学的政策,比如绿色通道、生源地贷款等。所以只要我们努力学习,会发现有很多国家、社会的关爱,读书是不成问题的。
我读初中时,有公益组织还帮助我确定了一个一对一的资助,每个学期会给我打一些生活费,资助人也会和我通信。我读大学之后,也在尽自己所能去回馈,比如参加公益组织举办的针对家乡学子的经验分享会,还有志愿填报的一些分享,希望自己的成长经历能够帮助他们。
不久前我也确立了一个一对一的资助的关系,钱不是很多,但有一份力量尽一份力量。
新京报:对于未来,你有什么规划?
陈时鑫:我还是要回归于平静,努力去做科研。参加完南大的毕业典礼,我可能会提前进入科研状态,跟博士导师确定课题等等。
新京报记者 陈亚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