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教视野 调查显示：65%中职生进入高等院校

中职学生 谁在升学

◆35%的中职毕业生就业，在约65%升入高等院校继续学业的中职生里，约10%升入本科院校

◆在升学渠道上，对口单招比例为49.5%，3+2、五年一贯制、中本贯通等各种直升比例为41.6%，约8.9%的孩子选择了普通高考

◆从实习时间来看，升入本科的孩子平均只有1.8个月的实习实践活动，升入大专的孩子是2.7个月，就业的孩子则为3.9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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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普职分流，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大有出圈之势。

针对“普职分流”问题，在刚刚过去的全国两会上，不少代表委员认为，由于时代发展、经济转型、社会变革，以及教育自身的发展，我国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教育招生比例大体相当的“普职分流”政策，受到了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不少人建议，“普职分流”不要搞大体相当，要加强宣传引导，提升社会对职业教育的接受度和认可度，积极探索“普职融合”发展新模式，建立并完善职业教育高考制度，加快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

在2022年2月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陈子季提出，普职分流还很有必要，只是要推进中职学校多样化发展，从“以就业为导向”转为“就业与升学并重”。

中职生可以考高职甚至本科，这已有政策保障。在2020年的一项对近两万全国中职毕业生的抽样调查中，笔者和团队试图去探寻哪些中职毕业生继续求学，并试图为保障中职生升学提出政策建议。

65%的中职毕业生继续求学

笔者调研发现，升学已是中职教育的主要去向，学生可以通过对口单招、五年一贯制、普通高考等各种途径继续深造。对于无经济忧虑、想一心求学的孩子，几乎不存在能否上高职的困扰，更多是能否上好高职甚至是本科的困扰。

根据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2020年全国中职毕业生抽样调查，在近两万份样本中，就业的比例仅为35%，在约65%升入高等院校继续学业的中职生里，约10%升入本科院校。在升学渠道上，对口单招和各种形式的直升是主要的升学方式。也有1000多人选择普通高考，与普高生同台竞技。对于坚持到毕业的孩子，男生和女生的总体升学率没有显著差异，只是女生的本科升学率(7.1%)略高于男生(5.5%)。

伴随“职教高考”的推进，应用型本科和职业本科正从中职学校扩大招生规模。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25年，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笔者估算，若上述目标能够实现，2025年后全国中职毕业生直接升入本科院校的比例会大幅度提高。

这意味着，职教立交桥已经搭建，中职毕业生的求学路并未阻断，而是更加宽广。

职校毕业生，谁上了本科

那，谁在升学，尤其是升入有吸引力的本科院校?借助全国抽样调查数据，我们得以回答。中职升学考试制度有着鲜明的地域特征，区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东部和中部相差不大，大约三分之一的孩子直接就业，60%左右升入大专，7%左右可以升入本科;但在西部，44%的孩子直接就业，仅有4%的孩子得以升入本科。西部地区孩子的升学比例远少于东部和中部，尤其是升入本科的机会。在升学渠道上，对口单招比例为49.5%，3+2、五年一贯制、中本贯通等各种直升比例为41.6%，约8.9%的孩子选择了普通高考。分专业来看，农林牧渔、资源环境、文化艺术类专业的升本率超过了15%，石油化工、信息技术、医疗卫生、财经商贸类专业的升本率在5%-10%之间，其他专业大类均低于5%。定位服务于三农的涉农专业，是所有专业大类里升学率最高的之一。

而从学校类别来看，区县属公办学校升入本科的比例最高，接近9%，明显高于省市属公办中职和民办中职。在实习实训设备、双师型教师等办学条件相对省市属学校有所不足的情况，不少区县属中职学校较早形成了以升学为核心竞争力的办学模式。

另外，从实习时间来看，升入本科的孩子平均只有1.8个月的实习实践活动，升入大专的孩子是2.7个月，就业的孩子则为3.9个月。在升入本科的孩子里，有10%没有实习实训的经历。没有取得职业证书的孩子升入本科的比例为7%，而取得了一个或两个证书的孩子升入本科的比例仅为5%。

是什么导致更少实习实践经历、没有职业证书、部分成绩排名靠后的孩子反而有着更高的比例升入本科?笔者认为，普职融通是最重要的原因。

一些中职学校校长明确表明对口升学主要招收普通高中高二或高三学生，参加对口升学的孩子不搞实习，一心备考。某些中职学校内部甚至有了“升学区”和“非升学区”，以免升学的孩子受到影响。另一原因或许来自目前中职升学考试组织管理上的不足。

从以上可以看出，职校生升学仍有崎岖，职教立交桥的改革尚在路上。

中职生升学，政策如何护航

考试招生制度的公平公正，是重中之重。对于招生中的不规范现象，亟须重拳出击加大整治。

中职学校里部分家庭经济困难孩子的升学问题需要在政策层面得到重视。中职免费政策帮助很多家庭经济困难的孩子完成了高中阶段学业，但高等教育阶段高昂的成本、尤其是失去潜在收入的机会成本阻碍了其继续求学之路。加大针对职业院校里部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精准资助，让努力和能力成为这些中职毕业生前程选择的主导因素，是学生资助政策的应有之义。

“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考试内容与结构比例的优化调整，关乎中职学校类型教育特点的去留。在语数英三科之外，“职教高考”区分了专业大类的专业理论和专业技能考试。高考就是指挥棒，中职学校的课堂教学和实习实训活动将围绕这一指挥棒重塑。部分普高生在高三年级转入中职学校参加对口升学，虽然这在个体层面无可厚非，但也说明普高和中职教育间存在“套利空间”，中职学校成为上大学(主要是上本科)的捷径。这一套利空间的形成，部分来自考试内容对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强调得不够。拒绝普高生转入中职学校的方式有悖于普职融通的基本理念，并不可取。但在未来的改革中，需要密切关注高三学生规模性的转入中职的“套利行为”，并据此调整“职教高考”的考试内容和结构比例。

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实践，将决定能否兼顾产教融合。没有取得职业证书的孩子上了本科，更少实习实践经历的孩子上了本科，这一现象应当得到改变。随着中职教育从“就业导向为主”转向“升学就业并重”，升学率尤其是升本率对学校声誉的影响不断升高，深度校企合作成了吃力不讨好的行为。面对一些升本人数超过百人的“超级中职”的崛起，一些原本擅长面向产业办学、有着悠久学徒制历史的中职学校，逐渐丧失对优秀学生的吸引力。

为了应对这一变化，一些紧密服务本地产业的中职学校不得不调整办学导向以吸引优秀生源。而优秀生源更多的升学，对企业继续深度参与人才培养造成了负面影响。由于专升本比例的日益增加，这一机制也传导到了高职院校，许多原本深入的校企合作项目因优秀生源升本而受到冲击。如何制定有利于产教融合、有利于真正技能人才培养的评价标准并基于此开展录取，将考验改革者的智慧与担当。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