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地志与文学研究》，郑利峰著，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谈到地志，我不由地想起30多年前在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学习的时候，李景白先生给我们开设“孟浩然研究”课程的情景。其时先生正在校注《孟浩然诗集》（先生的《孟浩然诗集校注》，1988年由巴蜀书社出版），给我们上课，主要就是讲他校注和研究孟诗的成果。记得我们上课是每周一次，就在先生家中。先生住在一楼，住房不大，客厅兼书房。每次到先生家中，先生都预先在书桌上摆好了讲课要用的各种书籍，先生坐在书桌前的藤椅上，娓娓而谈，不时将书桌上的书籍随手拿来，让围坐一旁的我们翻阅。讲课的内容，从《孟浩然诗集》版本的选择、诸本的对校、异文的处理、典故、史实出处的探寻，到作品的辨析、编年、写作背景、赏鉴和评价等，无不涉及。实际上，先生是以孟浩然为例，给我们讲授应该怎样来研究一位中国古代的文学家及其作品。从先生的讲授中，我们初窥作家作品研究的门径。

孟浩然虽然一生都未进入仕途，是盛唐时期少数布衣终身的著名诗人之一，但他一生的足迹却遍及南北。他年轻时就曾漫游江湘，著名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彭蠡湖中望庐山》《夜渡湘水》等诗歌，都是这一时期写的。开元中他赴京应进士科举，有《岁暮归南山》《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夕次蔡阳馆》等诗作。回到襄阳后不久，又有数年的吴越漫游，写下了《扬子津望京口》《早发鱼浦潭》《经七里滩》《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宿建德江》《寻天台山》《耶溪泛舟》《岁暮海上作》《越中送张少府归秦中》《晚泊浔阳望香炉峰》等名篇佳作。因此，先生在给这些诗歌作注时，就特别注意引据各种地志，以尽可能地再现孟浩然诗歌创作的实地情境。像《尚书·禹贡》《汉书·地理志》《水经注》《元和郡县志》、两《唐书·地理志》、《太平寰宇记》《方舆胜览》《舆地广记》《嘉庆重修一统志》和许多地方志等，都多有引录。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自此开始稍留意地志。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曾承接台湾三民书局《水经注译注》的工作（惜因其它工作任务太多，后推荐“郦学”专家陈桥驿先生承担此书的注译工作），便不能与此无关。后来又想对宋代地志与文学的关系作些研究，亦未果。今对此一课题持续进行研究并取得显著成果者，郑利峰博士也。

利峰博士的研究，是从对宋代地志的文献研究开始的。宋代地志的编纂十分兴盛，可以说是继魏晋南北朝以来，地志撰写的又一个发展高峰。利峰博士对宋代地理总志、地方志和专志纂修的年代、区域、种类、趋势等有整体的把握，而在宋代地志的刊刻流传和版本系统等方面，用功尤多，梳理深入细致，收获也就多。比如他对《太平寰宇记》版本的两条传承路线的揭示、对《元丰九域志》《舆地广记》《吴郡志》和《景定建康志》等地志版本承传关系的考察等，都补充了前人研究的不足。

宋代地志编纂兴盛，文学创作繁荣，二者互相影响，地志往往具有文学特征，而文学亦染上地域色彩。利峰博士于此亦用力很多。他指出宋代地志具有文学和学术的双重特征。宋代地志的作者多用叙事、抒情等文学之法撰写地志，描绘出山川的秀丽壮美，抒发了对陵陆变迁的感慨，至有纯粹以赋的形式撰写地志者（如王十朋《会稽三赋》），而其中考索地名、补证地志记载等，使这些地志又带有明显的学术特征。他又指出范成大诗歌创作中具有写实的倾向和地域色彩，其足迹所至，凡自然景物、名胜古迹和风土人情等，无不入诗，其诗歌与《揽辔录》《骖鸾录》和《吴船录》等相互补充，相辅相成，完整展现了其所记之地自然和人文的地理环境以及他本人的精神世界。这些论述，都平正通达，切实有据，足资参考。至于宋代地志中大量收录的文学作品，或诗或文，多具有重要的文学文献价值，利峰博士也爬梳辑录，所获亦颇多。

宋代地志内容丰富，可挖掘的余地大，不仅可从文献学、文学、史学等视角进行研究，而且还可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作综合探讨；不仅可在领域上拓展，在宏观上把握，而且还可在某些方面深耕细作。利峰博士的宋代地志与文学的研究，也计划在目前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疆域，扩大视野，更新观念，进行综合研究。利峰为人淳朴笃实，有一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若能进而放开眼界，不断攀登，假以时日，当能取得更大成绩，是无疑的。

是为序。（作者巩本栋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