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轶飞 马梦瑶供图

【阅读提示】

在科普圈里，河北医科大学医学教育史教研室主任孙轶飞被认为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

他有一套别出心裁的话术，枯燥的医学史，总能被他“翻译”得“悬念迭起”；

他跳出医学史看医学史，神话、宗教、战争、语言、艺术、科学各领域知识总能被他天马行空般地巧妙“编织”在一起。

作为科普自媒体果壳、丁香园的合作专家，孙轶飞撰写的小科普文颇受欢迎；

他的青少年科普著作同样佳作不断，《照进角落的光：行走在远古到中世纪的医学》获第六届“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优秀科普作品奖”银奖；《不止一个达尔文》《用显微镜看大象》《用两百万年斗蚊子》等频频现于青少年书目推荐榜。

孙轶飞在河北医科大学授课。 马梦瑶供图

“一个很特别的存在”

“咱们的传染病绘本，刚刚进入印刷环节了。”

7月6日，接受采访的过程中，河北医科大学医学教育史教研室主任孙轶飞就接到了人民卫生出版社编辑打来的“报喜”电话。

“目前在出版社等着出版的书还有十来本。”挂断电话，孙轶飞笑着向笔者解释。

近几年，在医学科普作家圈里，孙轶飞炙手可热。

作为果壳、丁香园的合作专家，孙轶飞撰写的小科普文颇受欢迎。丁香园、知乎、少年得到等App上，还专门设有他的公开课。

从2018年第一本著作《照进角落的光：行走在远古到中世纪的医学》出版，孙轶飞除了继续在果壳、丁香园等科普平台上“答疑解惑”，开始重点转向大部头的科普写作，近几年著作不断，《不止一个达尔文》《用显微镜看大象》《用两百万年斗蚊子》等频频出现在各类青少年书目推荐榜上。

2020年，他还受邀担任中国科协科普部主办、果壳承办的“科普中国——我是科学家”第31期“科学真好玩”的主讲嘉宾。

这样一位科普达人，就来自我们的身边。

在2017年进入河北医科大任教前，孙轶飞曾在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当了12年的肛肠外科医生。

早在2013年左右，丁香园、果壳等各类医学科普类自媒体开始为大众所关注。彼时，身为外科医生的孙轶飞便常常出没这些平台，在专业板块和科普板块发表文章“解疑释惑”，开始涉足“科普圈”。

也是在那时，身为普通外科医生的孙轶飞引起了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下属人民卫生出版社的关注。

2015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正式向孙轶飞邀约，创作一本关于远古到中世纪医学史的书籍。

“在当时的科普圈，孙老师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

刘彬是人民卫生出版社的一名策划编辑，长期从事科普图书的策划工作。她解释说，孙轶飞之所以令他们眼前一亮，关键在于他能用幽默的语言，把很严肃枯燥的专业知识用一种非常形象的类比展现出来，但和他同时期的很多医生在写科普文章时，整体逻辑和表述方式还是很教科书化的。

“他真的非常优秀。”刘彬说，孙轶飞不是在中国进行科普的第一代人，但却是新媒体时代把传播和内容结合得非常好的、让真正的专业知识走近大众视野的第一批科普人。“当时只要是关注医学的相关领域，只要关注丁香园、果壳，业内人士都会对他有很高的赞誉。”

但令刘彬略感遗憾的是，虽然孙轶飞在早期的果壳、丁香园创作了很多很多10万+的内容，但“他却不太在乎个人IP的包装，大家可能会想起内容但对不上这个人。”

2018年，孙轶飞的第一本科普著作《照进角落的光：行走在远古到中世纪的医学》正式出版。

“书稿2015年就写出来了，但之所以隔了三年才出版，是因为我们是安全按照精品来打造的。”刘彬介绍，这本书定价58元，在当时算得上比较高的定价。之所以有这样的定价，是因为这本采用了比较昂贵的装帧方式，还专门请了一位留法的插画师为这本书设计插画，而这一切都是“为了配得起书里的优质内容”。

最终，该书获第六届“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优秀科普作品奖”银奖。

就这样，借助人民卫生出版社这个“伯乐”，孙轶飞从果壳、丁香园的“幕后”，真正站上“前台”，以独立的科普作家身份，在著作中畅谈医学科普知识。

孙轶飞参加河北省利用科普资源助推“双减”活动，为学生们带来科学秀——《校园里的人体知识》。 马梦瑶供图

科普“段子手”

“有一种水果，每一颗背后都是兄弟相残的故事——”

7月6日，拿起桌子上的一颗荔枝，孙轶飞压低声音神秘地说道。

紧接着，他的语气换回平常的音调解释道，荔枝是两心皮合生，发育的时候都是发育成两个果，但发育过程中，有一个慢慢就萎缩了。“但我要是干巴巴讲这个概念，是不是大家很难有兴趣？”

孙轶飞被戏称为科普“段子手”，他讲科普，再艰涩的医学知识，几乎都是张嘴就能给出一个别出心裁的解释方法。

孙轶飞说这来源于自己当医生时给患者讲病情练就的本领。

“比如，‘肩关节脱位’这个医学术语，我们怎么能给患者最直观地解释清楚呢？”

从橱柜里拿出一捣蒜杵和捣蒜臼，孙轶飞一边熟练地在外边套上一个塑料袋，一边解释：捣蒜杵是关节头，捣蒜臼是关节盂，塑料袋就是关节囊。肩关节脱位，就是捣蒜杵从捣蒜臼里倒出来，但还在袋儿里。

“患者明白了这个基本构造，也就自然能理解为什么我们要固定住腋窝，拉着他的胳膊，因为一拽这个位置就放松了，再一松，这个位置就对回去了，这就是手法的复位。远比讲一堆关节囊、关节唇的概念要简单明了得多。”

孙轶飞解释，医生有责任让患者明白自己的病情。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必须意识到，哪怕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专业差一点点，也同样存在理解上的知识鸿沟。“所以科普本就应该是医生的一项基本能力。”

在孙轶飞看来，这同样关乎更高层次的医学人文关怀。

孙轶飞本科就读于张家口医学院（今河北北方学院），当时学校实验室承担着一些校外的医学检验的工作。

但有一天下课，孙轶飞经过检验楼时，却看到一对年轻的夫妇正在检验楼门口抱头大哭。

“当时我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检查什么结果，但想想他们坐在医学院的实验楼前面哭，肯定是没什么好事。”当时孙轶飞自感年级低没什么医学知识，并没有上前表示什么，但那对在检验楼前痛哭的夫妻，却一直刻在了他的心里，“后来我当了医生，我总是告诫自己，要尽我所能最大限度地给病人解释清楚病情，方便他们做出正确的选择。”

就这样，伴随着一批科普自媒体的兴起，医生孙轶飞的医学知识从线下分享到线上，从自己的患者扩展到广大网友，在外科医生的身份之外，开始有了科普达人的第二重身份。

当科普内化成一种习惯，慢慢的，孙轶飞发现，科普的对象可能不同，但需要解决的问题都是一样的，“我要传达内容的时候，一定要清楚我的平台和渠道是什么，渠道将要面对的受众是什么，但都要对受众有个画像，从他们熟悉的内容延伸到不熟悉的内容。”

从外科医生转型大学老师后，孙轶飞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购买了全套的人教版高中教材，仔仔细细看了一遍，“我要清楚我面对的这群学生的背景知识是什么，以便评估我讲一个故事的时候他们懂不懂。”

现在孙轶飞在河北医科大学主要承担着四门课——本科的医学史，研究生的传染病文化史，博士的医学史，以及本部门的培养硕博的医学教育史。

医学史这门课相对枯燥，令很多学生叫苦不迭，但孙轶飞的医学史，却成为一门抢手的课程。

“中世纪医学教育史，没人听，但我要是给你讲讲哈利·波特里四个学院是怎么来的，可能大家就喜欢。”2011年，孙轶飞在河北医科大学开设医学史选修课，虽然从不点名，但200人左右的大教室每次都坐得满满当当。

孙轶飞教的每门课都不乏蹭课的学生，博士班的医学史课总共有100多人，但有一次期末考试，孙轶飞发着发着卷子却发现卷子不够了，一问才明白，竟有20多个蹭课的学生混到考场考试了，“还说‘考个试表示下对老师的尊重’。”这令孙轶飞哭笑不得。

但形式的活泼，不意味着专业性的丧失。

“孙老师作为科普作者是非常严谨的。”刘彬说，很多作者只要一想到科普，就容易丢失了学术的严谨性，会觉得给老百姓讲的，差不多就得了，但孙轶飞却完全不是。

刘彬曾负责编辑出版一本科普合辑，孙轶飞是其中一篇科普文章的作者。文章中涉及便秘时的如厕姿势，研究认为人蹲着如厕有益缓解便秘，但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多是座便，于是很多人提出“在脚下垫一个凳子，模拟成蹲的状态行不行？”

“没想到，仅仅是这一句话，孙老师便查阅了很多国外文献。”最终，孙轶飞将确定的结果回复给刘彬：这样的操作仅仅是外在形态的改变，实际对肛肠角度没有任何影响，不会真正和蹲便产生相同的作用。

在科普内容里渗透通识概念

最近，孙轶飞刚刚完成一套关于讲英语单词来历的书。

孙轶飞的英语说不上好，而且英语与他平日研究的医学史也谈不上有多紧密的关联。

为什么他会出这样一套“不相关”的书？

“在研究文艺复兴时代的医生维萨里时，我发现维萨里家族本来的拼写打头的字母是‘W’，但拉丁化以后却变成‘V’了，为什么变成‘V’了？”这个问题令孙轶飞感到疑惑，仅仅是为了弄明白这个问题，孙轶飞开始广泛阅读关于英语史的书籍，最终将英语与拉丁语之间的关系整得明明白白。

就这样，孙轶飞“捎带脚”写出了这套共计6册的青少年英语词源图书。

“整个世界的知识并非彼此孤立，而是联系在一起的。”孙轶飞却并不觉得这是个多么不可思议的跨界。

受父亲的影响，孙轶飞从小就喜欢看书，至今一直保持着一天一本书的阅读习惯，但从小孙轶飞就很好奇，“人类为什么会把知识分门别类，分成众多的学科？”

终于有一天，孙轶飞看到这样一句话：知识本是一体的，把它分成不同的学科只是屈从了人类的软弱而已。

这句话一下说到了孙轶飞的心坎里，“人类其实早就承认了自己的‘无能’，所以才会割裂知识，让每个人在自己狭小的领域里深入钻研，才有可能走向深刻。”

但孙轶飞不期待单纯的深刻，而是走向广阔。

走近孙轶飞的家，客厅的布置非常与众不同——没有茶几，沙发不像一般家庭那样“靠墙站”，而是“倔强”地戳在客厅中间。

把沙发“赶”到中间的，是一个占据整面墙、长五六米的实木书柜，与其对面的“电视墙”上，则被另一个几乎同样大小的书柜把持着。再移步主卧，又是一个同等大小的书柜把持着一面墙……

书，牢牢地占据着这个家庭空间布置的主动权。而这些仅仅是孙轶飞筛选下来的，“不好的都扔了或者放地下室了。”

孙轶飞家的书不仅多而且涉及领域众多，医学的、历史的、文学的、艺术的……古今中外，洋洋大观。孙轶飞说，每排书乃至每本书的摆放，都暗含着“逻辑”，一种只有他自己才能知道的逻辑。

“孙老师读书都是精读，他对读书有自己的纵横比较，而且常常是围绕一个兴趣点广泛阅读。”刘彬介绍。

这样的阅读习惯，为孙轶飞的科普作品增添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质感。

《用两百万年斗蚊子》是孙轶飞创作的一本畅销绘本。

在这本仅仅30页的绘本中，我们能了解到，蚊子作为传播媒介，造成了疟疾、蚕豆病、黄热病等一系列传播疾病；

我们也能了解，罗马帝国的灭亡、拿破仑在海地独立战争中的失败等因为蚊子带来的疾病一次次被改变的人类历史；

我们还能了解到，罗伯特·胡克、帕特里克·曼森、杰西·拉吉尔医生等一位位了不起的科学家在认识蚊子和消灭蚊子中的艰难探索；

甚至，从端午节佩戴香囊、熏艾草到屠呦呦青蒿素的发现……书中还穿插着我们中国从古至今与蚊子斗争的智慧。

在有限的体量里，孙轶飞从各个专业的领域截取一个小的片段，用一个小小的蚊子，串联起纵横200万年的、涉及古今中外的“干货”，并把它们密集地编织了起来。

“孙老师是一个很早便在科普内容里渗透了通识概念的作者。”刘彬介绍，他并不是仅仅站在医学的角度谈医学，绘画、语言文字、数学知识都会关联进来，读者的阅读信息量是很立体的。

在为孙轶飞的第一本科普著作作序时，孙轶飞的好友，著名科普作家李清晨就曾感慨，“从原始医学到欧洲文艺复兴之前的这段医学历史，举凡神话、宗教、战争、语言、艺术、科学这种种散乱的线索，统统被作者收拾得利落停当。”

“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尝试着用读书的方法让自己知道更多的东西。在我眼里，世界是个没有边界的彩色拼图，每当我多了解一点未知知识的时候，世界在我眼前仿佛就变得更完整一点。”

孙轶飞说，现在自己的脑袋里还装着很多块小小的“拼图”，他迫切地希望把它们都写下来，为自己，也为更多的人串联起一个更加完整的世界。（河北日报记者周聪聪 通讯员杨雨萌）

记者手记

一位科普作家的好奇心

孙轶飞的脑子里，装了很多问号。

在其著作《照进角落的光：行走在远古到中世纪的医学》序言中，他特别提到了这样一个故事：

上学的时候，老师曾讲过一个称为“海蛇头”的词汇，专门用来描绘在门静脉高压的情况下病人肚子上出现的表浅静脉曲张的形态。

就是这样一个常见的医学词汇，却让孙轶飞困惑万分，前人为什么会用“海蛇头”来描述曲张的静脉呢，“要知道蛇这种动物脑袋上可是一根毛也没有啊。”

带着这样的困惑，他首先查询了“海蛇头”的英文名字——caput medusa，直译过来就是“美杜莎头”。美杜莎是古希腊神话里的怪物，传说中与她目光接触的人都会变成石像，而她的每一根头发都是一条毒蛇。

就这样，孙轶飞终于明白了，“海蛇头”其实应该是“长满海蛇的头”，如果按照这个思路理解，那么用“海蛇头”来形容静脉曲张的样子就十分贴切了。

“海蛇头”，仅仅是孙轶飞头脑里，众多问号中的小小一个。

在我们的采访中，这样的“问号”层出不穷——

仅仅是正定开元寺，孙轶飞就曾有一堆问号：“西安大雁塔和正定开元寺的须弥塔很像，可为什么大雁塔似乎更‘胖’呢？”“别的寺庙里都是一边钟楼，一边鼓楼，为什么正定开元寺里，一边是塔，一边是钟楼呢？”“为什么很多地方都有‘开元寺’呢，这重名概率也太大了。”

从外科医生转型当老师后，孙轶飞买来一套人教版高中教材。可读着读着，一个问题冒了出来——生物书上说，发明显微镜的人叫‘罗伯特·胡克’，物理书上“虎克定律”的提出者是罗伯特·虎克，两个人是同一个人吗？

类似探究海蛇头来历的套路，“问题宝宝”孙轶飞试着去寻找很多问题的本末来由，就这样，把一个个问号变成句号，也在科普的路上越走越远。

“李诞说‘每个人都能说五分钟脱口秀’，让我说，‘每个人也能做五分钟科普’。”在孙轶飞的眼中，科普并没有那么神秘。“我们只要把我们日常见到的每一个问题，都问一问，可能就会挖掘出来答案，而且可能只要抻出一个线头来，就会有无数的内容。”

但话末儿，孙轶飞也略带尴尬地小声嘟囔了一句，“只是大家似乎没有好奇心了。”

“好奇心，我们原本都有，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对知识的追求逐渐变得精专而功利，我们已经绝少会像孙轶飞那样单纯因为好玩而去探寻世间万物的联系。”著名科普作家李清晨如是写道。

在《照进角落的光：行走在远古到中世纪的医学》中，孙轶飞在书的首页特别写下“献给伯恕”。

伯恕，是孙轶飞的儿子，当时只有3岁。

孙轶飞坦言，写这本书最重要的原因，是“害怕当孩子长大成人的时候我已年老昏聩，不能给他亲口讲述这些有趣的故事”，所以趁现在写下来等他长大了再看。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孙轶飞如今将更多的精力集中在青少年读本和绘本的创作。

这是一位父亲给儿子的礼物，也是一位科普专家给所有青少年的礼物。

大约从2000年开始，随着大量外国绘本涌入，中国的科普童书绘本市场基本上被国外科普绘本垄断。不可否认，很多经典优质绘本开阔了中国孩子的视野，但同时也应看到，巨大的地域文化背景的差异，也造成了很多理解和情感认同上的问题。

可喜的是，越来越多像孙轶飞这样的各研究领域、研究层面的优秀中青年专家，已经意识到科普重要性，并不断创作出符合中国特色的，用中国人的视角理解的科普作品。

不过，我们同样也要看到，通过这些作品，作为孙轶飞想传递给孩子的，并不仅仅只是一个个答案，他更期待孩子们从字里行间，看到自己的父辈曾对这个世界的一个个好奇的发问。

我想，这也是科普作家孙轶飞，送给每一位读者的最宝贵的科学精神。（文/河北日报记者周聪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