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小薇是一位出生于塔吉克斯坦的女孩，后来与家人迁居俄罗斯圣彼得堡。30多年前，妈妈生下何小薇的姐姐时，因难产导致颅内压亢进，从而记忆力减退，当地最好的神经内科医生束手无策。在朋友推荐下，她的母亲决定去莫斯科扎针灸试一试，并在那里接受了15天的治疗。最终，她的母亲竟奇迹般康复了。

时针跳转至30多年后，何小薇已是中国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的大三学生，“那一年，我接触到了治好妈妈的针灸”，暑假时，妈妈又有了失眠的毛病，服用一年安眠药后，副作用非常大。于是妈妈便请求女儿给她扎针灸。当何小薇终于做完针灸，已紧张得满头大汗。如释重负后，她疲惫不堪，很快躺在床上睡着了。但第二天天还没亮，她便被妈妈亲醒了：“我的小公主！我终于不吃药就能睡着了。”

30年前，何小薇的妈妈一定想不到，针灸能够再次治愈她的顽疾，而且治疗者还是自己的女儿。后来，何小薇还用针灸缓解了爸爸的耳鸣，从此他们全家都对中医更加深信不疑。如今，何小薇已硕士毕业，远赴迪拜的同仁堂开启一段新征程，她的梦想是能够到圣彼得堡开设一家中医诊所，成为“俄罗斯华佗”。

独一无二的“宝山”

最开始接触中医时，何小薇感到非常迷茫。来中国之前，何小薇在当地孔子学院学习过中国传统文化，但接触中医后才发现，自己只是貌似了解中国。“我以为只是来这里学一学穴位，然后就可以回去了，但一开始就接触到令人费解的气血、阴阳、经络等概念。”她说，这些概念都是西医拍片子看不到的，非常抽象。有一段时间，她甚至以为这些是“神话”“巫术”。直到亲眼见到患者的疗效，特别是自己给家人针灸之后的疗效，她才渐渐相信了。

语言是另一道关卡。“我对自己的汉语水平还是蛮自信的，因为不仅来中国参加过汉语桥比赛，还通过了汉语五级水平考试。”但接触到医古文这门课，看到《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医学经典，以及《尚书》《周易》等儒家经典时，她才真正明白了汉语言的博大精深。“中国人经常用4个简单的字包容很广泛的含义。有些句子，我连字都认不全，比如《尚书》中说：天乃赐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一些中国同学告诉我，有些句子他们也不懂。还有一些句子，是我每一个字都认识，但连起来却不知道什么意思。比如《汉书》中说：精气内伤，不现于外，是所独失也。”

尽管困难重重，但这是成为优秀中医大夫的必经之路，“听老师讲解，我曾迷茫很长一段时间。到底什么是阴阳？为什么彼此之间一会儿升，一会儿降？”烦恼时，她打电话给远在欧亚大陆另一头的妈妈，“她告诉我：孩子，别放弃，有志气的蚂蚁能把大山搬走，而中医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宝山，坚持吧！”

经过不懈努力，何小薇去年终于拿到了上海中医药大学硕士学位。实习时，她看到很多外国人前来中医院问诊，“一个瑞士富豪腿不好，常年在德国求医，做了几次手术后还是不能行走，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理，来到上海做了针灸和推拿，情况竟好转了，现在除了上海，他哪里都不去，每年都要做中医治疗。”每当看到类似的情况，何小薇就会庆幸自己听了妈妈的劝告，继续攀登中医这座“宝山”。

和《环球人物》记者视频连线时，何小薇身边放着一壶茶。来到迪拜后，她第一时间找了中国茶道师傅，准备专心研究。“我还拜了一位古琴老师，准备系统学习。到洗浴中心按摩时，也不选择精油推拿，我会对他们说：我要中式推拿。”

在中国待得越久，何小薇就越意识到，中国文化是一个整体，各系统之间是和谐共生的。若要进一步了解中医，就必须深刻懂得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外国人不相信、也很难理解中国人为什么宁愿自己受委屈，也不愿说一些让别人生气的话。只有了解了中国的儒教、道教，生活在中国，亲身感受到中国的二十四个节气，才会真的理解中国人的温和、敦厚。”在中国生活十年的何小薇说，来到迪拜后，她第一时间寻找的并不是俄罗斯人，而是当地华人，因为她已经深深地爱上中国，而中医就是让她走进中国文化的那扇门。

其实，何小薇的故事只是千千万万来华求学的中医留学生的缩影。中医文化博大精深，一般人很难理解，而在国外却拥有庞大市场，这是越来越多洋中医诞生的土壤。何小薇的大多数留学生同学都是看到中医在本国的影响力后，慕名来中国学习，“有的甚至30多岁了，还不惜带着家人一起到中国”。

立法加快中医传播

1971年夏天，时任《纽约时报》副社长詹姆斯·赖斯顿访华。其间，他因急性阑尾炎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接受阑尾炎切除手术。术后第二天，他出现了腹部肿胀，于是中国医生为他进行了针灸治疗。事后，赖斯顿回忆说，当时一位年轻的中国针灸师在他的右肘部和双膝下共扎了3针，并用了一种“廉价雪茄样”的艾卷灼烤腹部，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腹胀立刻减轻。当年7月26日，赖斯顿在《纽约时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文章《现在，让我告诉你们我在北京的手术》，讲述这段神奇的旅程，这为美国刮起“针灸热”做了重要铺垫。

1972年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访华团点名要观摩针刺麻醉。在中方的安排下，30余名访华团成员及随团记者在北京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观看了针刺麻醉肺叶切除手术的全过程。这一画面由通信卫星直接传到美国，“针灸热”正式席卷全美。

其实，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就开始着手对外推广中医工作。当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率先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医学交流也随之展开，中医对外交流的主要特点就是为外交服务。

“针灸热”席卷美国，对其他欧美国家产生很大影响。但当时，针灸治疗在很多欧美国家还不合法，“针灸热”一度引发“不合法行医”的问题。在华侨华人的努力下，欧美国家的针灸和中医立法也开展起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际合作高级顾问、加拿大极康中医院院长卓同年向《环球人物》记者介绍，海外最早颁布“中医法”的是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省和之后的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这不仅对于中医规范化至关重要，更从另一个维度促进了中医的海外传播。“本地中医立法后，民众才逐渐开始相信中药汤剂。”

在澳大利亚积极推动中医立法的林子强回忆，澳联邦政府1989年草拟《药物管理法》，并于1991年2月通过实施。鉴于在医疗实践中广泛应用，该法将中草药列入互辅药类管理范围，澳大利亚因此成为全球第一个承认中药为药物的西方国家。

在该法通过过程中，林子强与澳洲全国中医药针灸学会联合会做出艰苦努力。作为亲历者，澳洲全国中医药针灸学会联合会秘书长刘炽京向《环球人物》记者回忆：“在据理力争中，西医曾经刁难，中医不可以用血压计，因为那是西医的仪器。林子强就和他们辩论：听诊器是你们的吗？为什么你们可以用？”

立法加快了中医传播。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2021年4月发布的统计数据，目前全球已经有超过1/3的人口接受过中医药的相关治疗，中医药的传播范围已扩大至196个国家和地区。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有113个成员国认可针灸等中医药诊疗方式，29个成员国为中医药的规范使用制定了有关法律法规。

中医也成为中国的一张海外名片。《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5—2019）显示，海外受访者普遍认为中医、中餐、武术最能代表中国文化。

立法对中医的海外发展也有其他重要作用。卓同年认为，经过几千年的历史证明，中医完全可以摆脱西医，走出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刘炽京认为，中医在一定程度上应当与西医保持一定的距离，“很多人学习中医，却采用了西医的思维，这就造成临床上不会看病，开不出方子来。海外由于立法的原因，禁止中医使用化验、X光、核磁共振等手段，这就逼迫中医使用老祖宗留下的古方法”。

卓同年认为，有疗效是中医海外生存的“金方子”。在加拿大，中医是一种重要的替代性疗法，只有在西医看不好病的患者，才会问诊中医，而且要自己承担绝大部分的成本。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患者的容忍度比较低、期待值比较高，这也倒逼着中医医生不断提高水平。

从心底里关心人

2015年12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信祝贺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60周年时强调，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在国外，很多人通过中医了解了中国。2006年，卓同年带着30多位外国患者一起到中国旅游，“他们惊呆了，因为他们脑海中，中国还是上世纪80年代的样子，西方媒体报道的也是中国落后的面貌。”

很多被中医治愈的患者，在后来都成为中医的支持者，并以口口相传的方式成为中医的推广者，进而成为带动家人和朋友成为中华文化的拥趸。

一次，一位小腿出现溃疡的老太太找到卓同年。“老太太按照西医疗法吃了两三年抗生素，但小腿上的脓包一直没有根治。她女儿陪她来一同问诊，我才发现，原来她女儿是当地有名的精神病专科医生。”卓同年说，只需要3个月时间，他便能祛除老太太腿上的顽疾，“她女儿不信，但我最终还是治好了老太太的病。最后她女儿说，之前对中医的印象就是唐人街里那些卖人参和煲汤的小商贩，真正的中医疗法改变了她的印象，颠覆了她的认知。”

卓同年甚至治好了一位心理学家的心理问题。“她在原配丈夫去世后，又和别人谈了一次恋爱，但感情受挫，陷入抑郁。”卓同年说，其实很多疾病和复杂的心理因素有关，“我就跟她开玩笑，你开导别人太多了，所以自己的心理堵塞了，肝气郁结，我帮你泻一泻。”心理学家最终被开导成功，卓同年从心理学层面详细跟她介绍中医的博大精深。“西方心理学都是悲观心理学，而中医是积极心理学。我跟她说，心理学家只能在一个频道上跟人谈话，但中医医生有很多频道，并且可以挑频道跟你谈。”

人体是复杂的系统，刘炽京对此深有同感。“我经常这样讲，中西医的最大不同点在于，中医是看有病的人，西医是看人的病。”两者的着眼点不同，决定了中医给国外患者的观感不同。“西医经常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就是经过检查，各项指标没有问题，但患者就是不舒服”，但实际上，如果从中医的视角来看，患者就是有问题的，“比如患者的胃部不舒服，很可能问题不出在胃上，有可能出在肝或者其他脏器上。”

正是由于这一点，所以中医更加注重患者的个体性。刘炽京说：“西医是群体化治疗模式，不管什么人得了一种病都吃同样的药，西药是化学家实验室的产物，有章可循。中医则不然，著名中医临床家蒲辅周先生有句名言：善治病者，一人一方，千人千方。”

多年行医让卓同年深信，“生命健康是全球认同的价值，中医一定能在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走出一条独特的路子。”

在“人情世故”上，中医也有着独特的传播优势。加拿大皇家大学传播与文化系主任、加拿大跨文化硕士学位课程创始人李臻怡教授对《环球人物》记者说：“西方现代医疗过分讲究效率和时间成本，过分依赖仪器和检查报告，人情淡漠乃至不许掺杂感情，而中医的‘望闻问切’则是得人心的。中医问诊之细，全方位关心人之心，号脉之‘神奇’，复诊、换方之频繁，以及重视人本，按需治疗，而不是千篇一律，这些都为中医的海外传播加分。”

李臻怡长期关注中医药海外传播。他认为，中国文化重“情”，西方文化重“理”。打好中国牌，就是打好感情牌。其他领域或行业对外传播也是要落实在“情”字上面。“人心都是肉长的，西方人也不例外。”

中医也提醒国人，不要过分聚焦所推广的事物本身。“病人来看医生，着急的是病，但上医治未病，中医治已病，下医治末病。中医眼光比较开放，让病人看到过分聚焦疾病本身，无助于整体的恢复和今后的防病。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其他对外文化传播上，单打独斗不行，过分聚焦在自己走出去不行，要有整体观念，打集团战。让立竿见影的先上，其他的跟上。”李臻怡说。

中医走向世界，意义已远远超出医学。中国“治病救人”的理念，完全可以通过中医传递出去。李臻怡诠释，把中医等同于西医“治病”，格局就小了。而“救人”，也就是生活方式、价值理念、人际关系的改变才是要义，要让西方人看见，中医是从心底里关心人的仁医，而不是简单浅薄的医术，“听古筝、练书法、养水仙都是治愈疗伤的，西方人只会越来越被折服，最终会意识到中医并不是病急乱投医的救命稻草。”

中医本身也蕴藏着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这些正在潜移默化影响世界。全球抗疫中，中医药成为“中国方案”的亮点。

从学术角度看，疫情是一块“试金石”，也是一面“照妖镜”。李臻怡看到：“中医的底子是强调和谐的中国文化传统价值观。中医强调顺应，瘟疫不是第一次光顾地球，中医强调‘既来之，则安之’，顺势而为。看看在西方的华人，虽然不是中医专家，但是都被中医中国文化传统浸润长大，他们中间反对戴口罩、反对社交距离、反对疫苗的，远远少于其他族裔。为什么？就是一个‘顺’字，这是中医的价值观。而西方很多人，受西医底子里个人主义、好辩论乃至好钻牛角尖的传统影响，用了一个‘反’字，导致令出不行，疫情蔓延，还发生服用兽药、消毒水的悲剧，这在中医文化圈子里是没有的。”

警惕“返销”

随着中医传播越来越广，也要注意一些问题。李臻怡说：“中医药对外传播已造成双刃剑效应。一方面，有一批人由中医进入，并从此热爱中国文化，他们不断提醒西方人不要夜郎自大、固步自封。另一方面，还有一批人循着同样的路径，却得到了相反的结论，声称中医在中国已经濒危，要靠西方人来拯救。前一种人常常是医生，由医入文（化），中医成为他们的引路人，他们进入中国文化的大观园之后，被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所折服。后一种人常常是文化或社会学者，由文入医，拿中医当例子，来说事儿、挑刺儿，凭着先入之见，认为中国对任何古代传统都没有尽责保护好，要靠他们来打捞、保护甚至对中国‘返销’。前者是越来越谦卑，承认自己一知半解，越来越认真地学习。后者是越来越骄傲，不知道自己一知半解，却要指手画脚。这是需要警惕的。”

中医的传播方式，也值得注意。李臻怡发现：“一些西方流量博主讲《黄帝内经》，水平非常有限，反而真正有水平的中国博主，不会博眼球、吸流量。”

疫情是场灾难，但在客观上为中医药全球推广提供了机遇。但李臻怡认为，此时更要保持清醒头脑，“一定要让有自知、有自信的人来讲好中国故事，不要借壳上市，不要卑躬屈膝，不要被人利用，同时不要讥讽人家。我常常强调，对外传播中最重要的四个字：不卑不亢。”

李臻怡提醒，目前还没有欧美发达国家用中医模式抗疫，这反映了中医对外传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所以，中医药全球推广应走出西方话语体系。李臻怡以日本的对外文化输出为例，说：“他们一方面在科技等领域追上西方，一方面在文化上表现出自信，尊重本国传统，日料、日本茶道等等，都没有高科技论文支持，却在西方备受推崇，而且西方人反而认为只有日本师傅带来的才是原汁原味。本来不是生化、物理作为基础的中医，硬要去《自然》《柳叶刀》上发表文章后，才觉得自己算是科学，这种做法没有自信，也没有自知。”

与何小薇有相同经历的留学生有很多，有一位让人印象格外深刻。她叫夏瑞馥，来自肯尼亚拉穆群岛帕泰岛的西尤村。那里贫瘠、不通水电，村民很少同外界联络。但这个岛上有两个与众不同之处，第一是有个历史悠久的港口，第二是当地一些村民保存着中国古代瓷器。与当地女孩相比，夏瑞馥肤色非常浅，妈妈曾经拿着一个中国青花碗对她说：“我们是中国人的后代，这是最好的明证。”据说，当年郑和船队的一艘船触礁沉没了，20多位幸存船员逃到这个岛上并定居。当地信仰伊斯兰教，但600年来，他们的坟墓并不朝着麦加的方向，而是冲着遥远的中国，一些坟墓上贴满了整面的瓷器碎片。夏瑞馥上高中时，曾因贫困面临辍学，还是一位在肯尼亚沿海城市蒙巴萨行医的中医医生赵汗青伸出了援手，夏瑞馥得以摆脱当地女孩十四五岁就嫁人的宿命。2005年，在中国的帮助下，她来到中国学习中医，至今已16年。

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中医的生命力是何等顽强，“药王”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里留下千古名言：“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中医走向全球，正是继承了祖先智慧，沿着“一带一路”，让和平与发展走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