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敖庆（1915.11.18—2008.7.15），江苏宜兴人，量子化学家和教育家，中国现代理论化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后留校任教。1946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50年初回国，任北京大学副教授、教授。1952年调至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前身），参与领导化学系创建工作，1956年任副校长。1978年任吉林大学理论化学研究所所长、吉林大学校长。1986—1991年，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首届主任。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1年当选为国际量子分子科学研究院院士。1957—2000年，先后五次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其中于1982、1987年两次获一等奖，并荣获1993年度陈嘉庚化学奖、1995年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等。 　　唐敖庆是中国现代理论化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是令人高山仰止的“一代宗师”。“理论思维推首筹，道德文章荐五洲。谆诲数代皆梁栋，攀峰几度占鳌头。长校吉大黉歌起，创始基金勋业酬。会当率众临绝顶，前沿科技谱春秋”——这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存浩为庆祝唐敖庆八十寿辰所作的贺诗，对唐敖庆一生为我国科教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进行了概括和总结。

五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

1915年11月，唐敖庆出生在江苏宜兴的一个平民家庭。1936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化学系，而后随校南迁至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经过严格选拔，唐敖庆获吴大猷、曾昭抡、华罗庚的推荐，与朱光亚、李政道等同船赴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读书期间，他选修了大量数学、物理课程，为今后从事理论化学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而深厚的基础。日夜苦读使唐敖庆患上了高度近视，却也使他练就了惊人的记忆力和逻辑能力，为他一生的科研教学事业带来了巨大帮助。

1949年11月，唐敖庆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急切地盼望着回到祖国。他坚信，中国学生在美国待得越久，对祖国的贡献就越少。面对导师的挽留，唐敖庆斩钉截铁地说，“我的事业在自己的祖国，我的祖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知道我的祖国现在是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但您知道，一个爱国者是不会嫌弃他的祖国贫困的。改变祖国贫困落后的面貌，正是每个爱国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理论化学研究几乎一片空白。1950年唐敖庆回国后，结合学科发展与国家需求，开辟了诸多理论化学研究领域，在化学键函数和分子内旋转理论、高分子反应动力学的统计理论、配位场理论、分子轨道图形理论、分子固化理论与标度、原子簇化学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凭借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卓越的科研领导才能，唐敖庆于1955年当选为第一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7—2000年间，他先后五次获得代表我国基础研究最高水平的国家自然科学奖。其中，一等奖两次（1982年、1987年），二等奖两次（1989年、2000年）、三等奖一次（1957年）。张存浩院士评价唐敖庆，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是中国科学界极为罕见的事情”。

徐光宪院士曾说，以唐敖庆的勇气、才智和勤奋，如果停留在一个固定的领域坚持不懈地搞下去，将会取得比现在更大的成果、获得更高的荣誉，可他总是为了祖国需要放弃个人的追求。唐敖庆把主要精力用于观察和把握国际学术发展的新动向，只要发现国内理论化学在某一领域落后于国际水平，便带领一批人冲上前沿。而当在一个领域完成了铺路的工作，他又立即转入另一个新领域，让后来人在前一个领域扩大成果。

唐敖庆的科研成就震惊了国际量子分子科学研究院的外国科学家们，他们十分惊讶地表示，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竟可以做出这样的成果。1981年，在本人未提出申请的情况下，国际量子分子科学研究院破例接纳唐敖庆为该院院士，他也成为这个世界顶级学术组织的第一位中国成员。

让中青年科学工作者“异峰突起”

“我要回到自己的祖国，为我的祖国培养人才”——这是唐敖庆留美时坚守的信念。1952年，初到东北人民大学的唐敖庆满怀热情地投身教学一线。他一人主讲无机化学、物理化学、物质结构、热力学、动力学、统计力学等十几门课程，承担了正常情况下两三个教员的工作量。时任化学系主任蔡镏生听了唐敖庆的课后不禁感慨：“基础课能讲到这种程度，真不容易。有学问！”

唐敖庆的目光并没有局限在一所学校的教学上，他非常注重培养全国范围内的学生、青年教师和科研人员。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唐敖庆与其他科学家共同举办了十余期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培训班、进修班、讨论班，主题涵盖物质结构、量子化学、微观反应动力学、高分子标度理论、分子光谱学等国内落后的领域。其中，在吉林大学举办的“物质结构学术讨论班”（1963—1965年）的8位正式学员中，产生了5位中科院院士、两位高校校长，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界的一段佳话。在1986年调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后，唐敖庆仍坚持利用假期办班讲课。他说，“是教授就要上讲台，不然是什么教授？”

唐敖庆的授课方式在我国教育界堪称一奇。第一，他讲的每一门课程都有严密的科学体系。学生们表示，只要把唐先生讲课的内容记下来，就是一本条理清晰、逻辑严谨的教材。黎乐民院士曾旁听唐敖庆的课程，他说，“唐老师的讲课有高屋建瓴之势，站得高，看得远，讲得透。”第二，唐敖庆上课从不看讲稿，一张嘴、几根粉笔就是课堂的全部。颜德岳院士回忆道，“无论多么复杂的公式，例如不可逆过程统计热力学中的偏微分方程，他都给我们一一推演，整板整板的求解过程就连一个符号也没有差错。”第三，虽然很多课程唐敖庆都讲过多次，但他每次都会结合最新科研成果更新教学内容，给人以“时听时新”之感。

对于培养人才，唐敖庆认为，“这就像有西藏大高原才有喜马拉雅山，有喜马拉雅山才有珠穆朗玛峰一样。科学的发展有一个积累的过程，我们年纪大一点的科学工作者就应该发扬甘为人梯的精神，作铺路石子，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多做一些打基础的工作，应该支持和培养中青年科学工作者，让他们异峰突起。”

唐敖庆为我国化学学科培养了一大批深谙理论的栋梁之材，如孙家钟、江元生、张乾二、邓从豪、刘若庄、沈家骢等院士，开创了现代理论化学的“中国学派”。张存浩院士感慨道，“这在中国科教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率先按“两个中心”的要求办好大学

唐敖庆一向强调科研与教学并重，他常对青年教师说，当老师一要教书，二要搞科研，不教书就没有专业知识的广度，不搞科研就没有专业知识的深度，必须将二者结合起来。1978年，唐敖庆出任吉林大学校长后，积极响应落实邓小平关于“重点大学既是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的重要思想。唐敖庆认为，“两个中心”的办学理念“深刻地揭示了高等教育同科学研究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准确地概括了国内外搞好高等教育，发展科学技术的成功经验”。

依据“两个中心”办学理念，在出任吉林大学校长期间，唐敖庆倡导重视学术、崇尚实际、开放民主的优良学风。他重视基础设施建设，购置了大量先进的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他紧抓科研机构调整、扩建和新建工作。他关心研究生教育和青年教师培养，1984年，吉林大学成为教育部批准试办研究生院的首批22所重点高校之一。他以战略眼光和创新精神规划学科发展，新建计算机系、环境科学系、分子生物学系、材料科学系等学科专业。他派学生和教师出国进修，打开了吉林大学走向世界的大门。

作为校长的唐敖庆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公私界限分明。北方的冬天下雪路滑，年逾古稀的唐敖庆每天步行上下班，秘书拟安排专车接送，但他没有同意。他求真务实、严于律己的高洁品质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吉大人。吉林大学赠予唐敖庆“功昭校史”“风雨耕耘”两块牌匾，以感谢他对吉林大学作出的巨大贡献。

划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制的“生命线”

1986年2月，按照党和国家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要求，在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试行取得显著成效的基础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正式成立。国务院任命在科教界德高望重、学术造诣深厚的唐敖庆担任基金委首届主任。

同行评议、竞争择优是科学基金制与传统科研拨款体制的根本区别。唐敖庆上任后，将自己几十年来对科学研究规律的理解凝结成科学基金管理的先进理念，缜密制定了“依靠专家，发扬民主，择优支持，公正合理”十六字评审原则。他以身作则，对希望他在基金评审中给予关照的同志，他的态度非常明确：不管谁，都不能特殊。他说，“公正是我们科学基金制的生命线。离开了这一点，就是对科学家的背叛。我们就会被科学家抛弃，也会被历史抛弃。”

在唐敖庆主持工作的5年中，基金委资助了全国约一万个基础研究项目和10万名科技工作者，建立完善了专家评审管理系统，确立了点面结合的资助工作格局，细化了相关管理制度和办法。1991年初，唐敖庆退居二线，时任国家科委主任宋健评价道：“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已经为发展我国科学事业，提高科技水平，培养科学人才，开辟了一条新的广阔的道路，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唐敖庆一生矢志不渝地践行着“献身、求实、创新、协作”的科研精神，将一腔报国之心倾注于国家的科技和教育事业，他的工作动力源于对祖国、对人民的深沉的爱，以及对培育科技人才的强烈责任感。他是真正的大师，是一个大写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