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15日，曹鹏在上海家中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本刊记者 张森绚 / 摄）
　　曹鹏：1925年出生于江苏江阴，国家一级指挥。1944年参加新四军文工团，后到莫斯科深造，首次在海外举办中国专场音乐会，让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走出国门。回国后，致力于向大众普及交响乐。
　　“你好，555号怎么走？”
　　“做什么的？”
　　“来采访一位……”
　　“曹鹏，这边。”没等记者说完，小区物业的工作人员就熟练地指明了路，看得出，他被人问得多了。时不时地，总有一茬一茬的人往曹鹏家里跑，除了记者，还有上海交响乐团的老同事、他教过的学生、乐团的孩子和家长，还有作家、编剧、画家……
　　前段日子，这位国家一级指挥刚过完99岁大寿，办了场生日音乐会。一进曹鹏的家门，五颜六色的花篮占据了大半过道，许多花还开得正盛。“都吃饭了吗？”曹鹏的夫人惠玲站在花篮边，热情地引记者进屋。说话间，曹鹏缓缓从二层旋转楼梯下来，20多级台阶，他一点一点挪着步子，最后停在楼梯口的衣橱边，换上西装，找出金丝眼镜，戴上，坐定，望着镜头，还是年轻时的那股精气神。
　　“小时候从没想过自己会当指挥家，哈哈！”谈话从小学的一次歌唱比赛开始，讲到他参加新四军，在部队第一次指挥大合唱，“紧张得从头抖到尾”；后来坐着苏联专列到莫斯科学习歌剧与交响乐指挥，背谱子补功课；再讲起1960年，首次在海外演出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他说：“音乐没有国界，到哪都能打动人心。”回国之后，向大众普及交响乐成了曹鹏心里时刻装着的大事，带着一群又一群小朋友、青年学生，或职业或业余的乐手们吹拉弹唱，把交响乐团搬进工厂车间、农村乡野，带领中国交响乐走向国际舞台，乐此不疲。96岁那年，他说：“莫道吾今九十六，俯首甘为交响牛。”如今99岁，他说，等到100岁，再办场音乐会，“我还上台指挥”。

2023年12月23日，曹鹏在他的99岁生日音乐会上指挥。
　　用音乐进行革命
　　江阴城内大毘（音同皮）巷6号住着一户曹姓人家，1925年阴历十一月初九，曹夫人诞下了一名男婴，取名曹灿蕰，单名湶，他就是曹鹏。曹鹏很小的时候，父亲便远赴东北参加抗日，他在哥哥姐姐和母亲的呵护下长大。曹家有位老佣人周妈，没读过书，爱唱歌谣，“一条丝瓜碧绿青，破篱笆上荡伶仃……”“萤火虫，夜夜红。阿公挑担卖胡葱，阿婆打浆糊灯笼……”黏糊糊的江南小调成了曹鹏童年记忆里挥之不去的声音。邻居中有个道士，专替人做道场，笛子、箫、二胡、唢呐、笃板、锣鼓，法事一起，曹鹏就被各式各样的乐器吸引了。
　　民间传统音乐浸润了童年，学堂的音乐老师则给了曹鹏更为系统的音乐启蒙。他手把手教曹鹏弹风琴、吹长笛，识谱唱歌。“曹灿蕰不用考，总是100分”，上音乐课时，同学们都这样说。后来，9岁的他代表学校参加江阴“抗日禁烟运动”音乐比赛，一举夺魁。从此，学校周一晨会上，总能看见曹鹏站在台上，像模像样地舞动着手臂，指挥大家唱校歌。

曹鹏在新四军文工团。
　　战争打破了平静。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战火烧到了江阴，举家逃难之际，曹鹏目睹了日军烧杀抢掠的暴行，抗日热血沸腾。
　　1944年，他像自己父亲一样正式投身革命，加入了新四军文工团，曹鹏开始接触军乐队和编曲，教战士们唱歌，组织歌咏活动，充分施展自己的音乐才能，“鼓舞人们的战斗热情，那时候音乐就是武器”。
　　抗战胜利，内战又起，1946年3月，曹鹏随部队辗转山东临沂，进入山东大学文艺系学习指挥，担任山大剧团团长的章枚成为他的恩师。“章老师选中了我做乐团指挥，在他那里，我第一次接触到了正规的指挥艺术。”曹鹏说。
　　最惊险的一次指挥经历，他到现在仍记忆犹新。那天，章枚突然接到去军部开会的命令，晚上演出时的开场大合唱，要交给曹鹏。正常情况下，每次的演出开场都是由章枚亲自指挥大合唱，随后的歌剧演出才轮到曹鹏指挥，而且那时候指挥乐队都是在条幕内，这次要从幕后走到台前，面对台下几千官兵和百姓，事先也一次都没来得及排练。怎么办？曹鹏慌了。
　　“军令如山，只能硬着头皮上。”回忆当晚，他说自己还没举起指挥棒，就紧张得浑身颤抖，从第一个音起，边指挥边抖，直到下了台都没能松下来。这次“颤抖的舞台经历”不仅让他深刻意识到指挥艺术的难度，也让他获得了坐镇大场面的勇气和信心，在此后军区文工团的上百场指挥中，他不断积累起丰富的实践经验。
　　战火硝烟中，曹鹏忘不了的还有三渡黄河的经历。黄河风高浪急，第一次渡河时，曹鹏异常紧张，坐在船上一动也不敢动。船行至一段险处，船老大和船工齐声喊起震天的号子：“划呀、划呀、划呀！”曹鹏和战友们也跟着一起喊。“冼星海是位伟大的作曲家，他谱曲的《黄河大合唱》描绘的音乐氛围和我渡河时的情形一模一样。”后来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下部队又两次渡河，好在都有惊无险。“我一生指挥过很多次《黄河大合唱》，我把它称为中国的《第九交响曲》。激昂澎湃的旋律，每次指挥，我眼前都浮现出战士们渡黄河的场面。”
　　回首早期的音乐之路，曹鹏说：“我的道路不是一般的，我用音乐进行革命，在斗争中成长。为了拯救苦难的中国，我们这群20多岁的热血青年，冒着生命危险，走上了革命理想之路。在那战火纷飞、艰难困苦的岁月中，我们自信乐观，不屈不挠。”
　　“艺术人生全新的重大起点”
　　1949年后，文工团转业至地方。曹鹏随即被调入“上海电影制片厂交响乐队”（上海电影乐团前身）任队长兼指挥，全权负责组建乐队及指挥配乐。
　　来到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展现在曹鹏眼前的是完全不同的音乐世界。浓厚的商业氛围，不断壮大的市民阶层，加之海派文化的影响，让上海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发展的桥头堡。国际著名音乐大师来此巡演，外籍音乐人汇聚一堂，给曹鹏这一代中国音乐家提供了迅速成长的良机。在上影厂，曹鹏先后指挥乐团为上海解放后的首部电影《农家乐》、音乐家贺绿汀作曲的影片《宋景诗》《胜利重逢》《翠岗红旗》《大地重光》等多部电影配乐，而且由他“带兵”，总能以最短的时间出色完成任务。
　　1954年，文化部决定在全国选拔5名音乐人才，赴苏联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留学，该院的交响乐指挥系在全国考试中仅有一个录取名额，数百名竞争者中，曹鹏脱颖而出。在一辆从苏联开来的专列上，他踏上了“艺术人生全新的重大起点”。
　　“我以为自己很懂指挥，到了这里才发现，我其实什么都不懂。”20世纪50年代，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汇集了一批蜚声世界的苏联音乐大师，大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哈恰图良，小提琴家奥依斯特拉赫、柯岗等都在此任教，曹鹏跟着指挥系的权威导师金兹布尔克不断精进提升。
　　一晃6年过去，到了毕业生举办作品音乐会的时候，曹鹏想起一年前从报纸上看到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国内首演大获成功的新闻，便萌生了办一场“中国交响乐作品”专场音乐会的想法。“那时候外国人都认为中国没有交响乐，这是偏见。”曹鹏说，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取材于家喻户晓的民间爱情故事，它吸取了越剧中的曲调，综合采用交响乐与我国民间戏曲音乐的表现手法，整体采用了奏鸣曲式结构，单乐章，旋律唯美凄婉。“我介绍这个曲子时，告诉他们这是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他们就懂了，《罗密欧与朱丽叶》也是讲爱情，也是个悲剧。”
　　1960年10月5日，在莫斯科工会大厦圆柱大厅，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一周年的“中国交响音乐会”专场拉开帷幕，这是我国音乐史上第一次在海外演出中国交响乐作品专场。彼时，35岁的曹鹏指挥着莫斯科交响乐团，通过国际转播，将中国交响乐奏响在国际舞台，场内掌声雷动，场外，音符化作彩蝶，通过广播向远方的亲人和故土传递着爱的致意。

1960年，由曹鹏指挥的“中国交响音乐会”专场在莫斯科拉开帷幕。
　　“走到人民里头去”
　　学成归国后的曹鹏脱胎换骨，作为新中国诠释俄罗斯古典音乐作品最优秀的指挥家之一，他加入了由著名音乐家黄贻钧带领的上海交响乐团，并暗下决心，要倾其所学，彻底改变“以前上海滩基本上都是外国人指挥交响乐队的历史，为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努力奋斗”。
　　压在曹鹏这一代交响乐人肩上的任务是艰巨的，不夸张地说，那时的中国交响乐事业几乎是白纸一张，人才稀少，听众更少。怎么办？曹鹏的方法是把交响乐请下神坛，“不要摆派头，要好好地走到人民里头去”。下厂、下乡、下基层，那些年，曹鹏带着乐团走进工厂、农村、军营、学校，足迹遍及上海大大小小的地方，后来更延伸至全国各地。
　　一次，曹鹏带着乐团去上海当地一家电缆厂演出，问工人知不知道什么是交响乐，工人答：“交响乐么，交关（沪语，意为非常）响喽。”众人笑成一片。曹鹏不气馁，从组成交响乐队的各组乐器一点一点讲起，什么是小提琴，什么是长笛，小号、圆号有什么区别。这还不够，他又把《洪湖水浪打浪》改成小提琴独奏，把《十送红军》改成长笛独奏，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改成铜管演奏，通过这种方式让人们进一步熟悉每种乐器的特征。最后，配合曹鹏对作品本身形象生动的阐释，想听不懂都难。果然，等曹鹏讲完，工人都改口了：“交响乐，交关好！”
　　“我的使命是普及交响乐，而基层才是最大的剧院。”曹鹏说。改革开放后，进入上世纪80年代，他的交响乐普及走向高潮，特别是通过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的“星期广播音乐会”，数以万计的听众足不出户就能欣赏交响乐。星广会至今仍陪伴着一代又一代与中国交响乐事业一同成长的听众。音乐家贺绿汀曾说：“一个民族需要创作自己的艺术经典，同时也需要能够欣赏艺术经典的民众。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才会看清曹鹏这种努力的真正意义和价值。”
　　“让外国人了解中国的交响乐，对我来讲也是一生中很重要的经历和使命。”曹鹏告诉记者，普及交响乐的同时，带领乐团走向国际舞台也是他孜孜不倦在做的事情。
　　1975年11月，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大型交响乐团的首次海外出访拉开帷幕，包括胡松华、李谷一在内的一大批著名音乐家，与曹鹏带领的上海交响乐团共赴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演出。公演曲目有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钢琴协奏曲《黄河》、交响组曲《白毛女》等。不少观众从几百里之外赶来看演出，他们鼓掌、欢呼、跺脚，演出结束了，还久久不愿离去。
　　“那些年，我带着不同乐团去了许多国家，总是带着中国作品。让世界通过音乐了解中国，是一个中国指挥家的责任。”通过曹鹏，全球越来越多目光开始注意到中国交响乐的发展，也通过中国交响乐了解这个自立自强的国家和民族。
　　音乐是座金矿
　　《环球人物》：前段时间您以99岁高龄再次登台指挥《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个新闻一出，下面很多人评论说，这么大岁数了还折腾不辛苦吗？对此您怎么看？
　　曹鹏：我平常是容易累的，年纪到底是99岁了，做事不大做了，但是只要有演出我就很兴奋。我认为这个是我作为文艺工作者的本分，我只要站上舞台就应该很好地为大家服务。演出就要很好地传达音乐的本质还有它的内涵，帮大家去理解这个作品，我希望人家从我的音乐会上收获到东西。而且和年轻人一起，我就成了“90后”，真的一点儿不会累。
　　我还记得，一个自闭症孩子有天听完音乐会后突然抱住我说：“曹爷爷，你要活到120岁。”120岁太长了，我估计到100岁问题不是特别大。到时候再办场音乐会，我还上台指挥。
　　《环球人物》：这场音乐会最后，您特地选了一首热情的《龙舌兰》作结，为什么选这首曲子？
　　曹鹏：《龙舌兰》是我自己改编的一首交响曲，它本来是首管乐曲。龙舌兰是生长在墨西哥的一种植物，它蓝色的粗壮叶子可以酿成烈酒。结尾的时候，我就指挥着台上近200人的乐队还有160名小号手共同演奏了这个曲子，我让他们在演奏过程中大声喊出“Tequila（龙舌兰）”，所以当天现场非常热闹，最后座位上的观众也都站起来了，跟着我们一起喊：“Tequila！”
　　看见大家跟随音乐摇摆，我说这又是一次交响乐的普及。我最反感所谓的音乐家高高在上，狂妄自大。谁说听音乐会一定要正襟危坐，搞得很严肃，大家想鼓掌就鼓掌，想欢呼就欢呼，重要的是收获欢乐、幸福。
　　《环球人物》：在您看来，咱们国家现在算“音乐强国”了吗？或者说，您认为在哪些方面还有差距？我们还应该做哪些努力？
　　曹鹏：早在苏联留学的时候，我就亲身体会到当地民众极高的音乐素养。为什么那里盛产优秀的音乐家？因为他们对音乐教育、音乐普及非常重视。我们国家现在强大了，但是音乐事业还需要发展，我曾经说，“音乐就是文化，文化兴，国家兴；文化强，国家强。”
　　我做普及，其实是为中国至少20年后的交响乐培养听众、培养人才。1995年从上海交响乐团离休后，近10多年，我更忙了，去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各个学校的交响乐团指挥，组建上海城市交响乐团、上海学生交响乐团、上海城市青少年交响乐团，还有关爱自闭症儿童的“天使知音沙龙”，通过学习音乐、演奏乐器打开这群“星星的孩子”的世界。我觉得还是要想办法让更多年轻人了解音乐、了解交响乐，并最终爱上音乐、爱上交响乐。
　　做指挥这么多年，我把音乐比作一座金矿，自己就是永不退休的老矿工，用一生的挚爱和激情不停地挖掘，不停地开采，因为这座金矿中有道德的真谛、文明的精华、人性的光辉。